仕途的郁郁不得志，似乎并不会对苏大文豪造成太大困扰。回京后，沈括认真研究苏轼的作品，并用附笺的形式，把自己认为有诽谤朝廷嫌疑的诗句做了详细的注解。《湖州谢上表》被爆出猛料后，沈括分分钟掏出小本本，把这些做过注解的诗词送给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划重点，苏轼必须立即启程，不得有误。3关押期间，苏轼无奈认罪，供出某些诗作中，确有诽谤新政的意味。诽谤新政，就是公开和朝廷叫板，这样的罪过并不轻。
编者按：“乌台诗案”是宋代第一起震动朝野、影响深远的“文字狱”，也是北宋后期党争的一次恶性发作。“乌台诗案”尽管有“政治案”的成分，但至少在形式上，还是按照一个“普通法律案”来处理的。我们从“乌台诗案”的进展，看到了宋朝政治与司法制度的一抹文明底色。正是这文明底色，使得“乌台诗案”不同于明清时期的“文字狱”。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的一天，刚从徐州调任湖州没多久的苏轼，和往常一样，处理完当日公务下班回家。
仕途的郁郁不得志，似乎并不会对苏大文豪造成太大困扰。
在地方任职期间，苏轼一向很会玩，活得足够洒脱。只要心里想得开、看得开，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愉快的一天。
然而，三月的这天，注定不同寻常。
苏轼官服还没解下，忽听府外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来人进门后，只见神色紧张，面容甚为疲惫，似乎连夜赶了很长的路。
“苏大人，祸事！”
来人根本没时间解释太多，随即拿出苏轼胞弟、远在南京的苏辙写的亲笔信。
苏轼赶忙接过信件，拆开一看，顿时有些恍惚。
只见信上赫然写道：兄被小人污蔑，朝廷已派钦差赶赴湖州捉拿兄长，兄暂放宽心，且看事态发展。
1
苏轼不清楚，其实在接到苏辙的告急信之前，朝廷上早已为此事闹得不可开交。
事情的导火线，实在很不起眼，一篇《湖州谢上表》，作者苏轼。
苏轼自徐州调任湖州前夕，例行公事写了篇《湖州谢上表》，这只是规定动作，朝廷让你调任，证明组织信任你，你自然得上表谢恩。
苏轼很谦虚，整篇文章除了阐述自己毫无政绩，忝列门墙外，就是大段大段感念皇恩浩荡，如沐春风。如果仅是这样，那肯定过关。不知苏轼是无心还是有意，他在文章的最后不经意吐槽了一句：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意思就是，陛下知道我愚昧不堪，不合时宜，难以和变法派共事，又考察我年老不爱生事，在地方管理普通百姓勉强及格。
这句话本身没毛病，只不过看的人觉得有毛病，抠了抠字眼，就琢磨出味道来了。
你说你不爱生事，那就是我们这些变法派爱生事喽！我们力主改革叫爱生事，那圣上全力支持变法，不就是说圣上无事生非呗！这是做臣子的该说的话吗！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最先跳出来，以上的解释权也归其所有。
何正臣造好讨伐苏轼的声势，紧接着，古代全能科学家、《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跑来发声：苏轼许多诗词都是泄愤之作，意在讥讽朝政。
原来，早在熙宁六年(1073年)，沈括受命巡察两浙农田水利，当时苏轼任杭州通判。沈括来到杭州，与苏轼畅叙旧情，顺便搞了苏轼近期很多新作，带回了开封。
回京后，沈括认真研究苏轼的作品，并用附笺的形式，把自己认为有诽谤朝廷嫌疑的诗句做了详细的注解。
《湖州谢上表》被爆出猛料后，沈括分分钟掏出小本本，把这些做过注解的诗词送给监察御史里行舒亶。
舒亶是个坚定的倒苏派，他花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潜心钻研，最终筛选出诽谤朝廷嫌疑最大的几首，公之于众。
比如，《山村五绝》中“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明显是在讽刺青苗法；“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是在讥讽新法改革科举制度；“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公开和朝廷大力推广的农田水利法唱反调。
其中，最有分量的一句“恨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好家伙，你是有多恨当今圣上，非要到九泉之下去寻找真龙，当今圣上可没死呢！
污点诗词爆出来后，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联名上奏，在神宗面前历数苏轼四大罪状：身无学术却滥竽充数，急于提拔而依附权贵，圣上待其宽容却拒不领情，以诗诽谤朝廷大政实属叛逆。
是叛逆！杀了也不为过！
2
湖州知州府中，一向淡定的苏轼变得有些慌乱，收到苏辙的信件后，他立即告病请假，由湖州通判祖无颇暂且署理州事。
没过几日，朝廷钦差皇甫遵抵达湖州知州府衙。大难临头，苏轼手足无措，主要是搞不清到底犯了什么罪、罪有多严重，心里没底就很慌，竟然慌到不敢面见钦差。
通判祖无颇劝道：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需出见之。
苏轼一听，就准备出去。
祖无颇连忙提示：大人，官服官服！
苏轼摆了摆手：有罪在身，不可穿朝服。
祖无颇又说：未知罪名，仍当以朝服相见。
于是，苏轼穿上官服官靴，出门面见钦差。
苏轼见皇甫遵不说话，气氛有些尴尬，只得认罪说：苏轼近来疏于口舌笔墨，着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皇甫遵一听苏轼这话，赶忙回道：老兄，淡定淡定，不至于此，你想得太严重了。
皇甫遵随即让随从宣读圣旨，原来圣旨只不过是苏轼“诗文讪谤朝廷，传唤进京”而已。
划重点，苏轼必须立即启程，不得有误。
为何这么急！看来罪过还是很重。
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苏轼两次头脑发热，想跳水自杀，可反过来一想，自己这一头雾水地死了，万一牵涉到弟弟苏辙还有众多好友，实在有些不义气。
在接到苏辙的书信后，苏轼已经提前烧了许多与友人的书信和手稿，想必朝廷再派人搜查诗作、书信和公文时，估计翻不出什么花样了。
苏轼不禁长出了一口气，幸亏早点销毁了证据，若是再找到更多所谓诽谤朝廷的“证据”，那可真就罪孽深远了。
其实，苏轼的罪过已让宋神宗格外生气。到京后，苏轼随即被关押到御史台。由于御史台园中种了许多柏树，时常引来成百上千的乌鸦在这里栖息。时间一长，御史台就被称为“乌台”，苏轼犯事也就被称为“乌台诗案”。
3
关押期间，苏轼无奈认罪，供出某些诗作中，确有诽谤新政的意味。
为什么叫“无奈”？这是一个心机深不深的问题。
苏大文豪填词在行，耍心眼可差得远，御史台这帮属狐狸的东问西问，从天气好不好问到吃了吗，从吃了吗问到地方百姓生存状况，从生存状况问到对青苗法的评价，很快就把苏轼套进去了。
诽谤新政，就是公开和朝廷叫板，这样的罪过并不轻。
这一点，苏轼心里很清楚，在御史台的关押地，他有些看不到希望，更不奢望有人搭救。
当然，没人搭救是不可能的。只不过真正在“乌台诗案”中对挽救苏轼起到关键作用的，竟然是苏轼的两大政敌，变法派前后两大领袖——王安石、章惇。
“乌台诗案”初起时，王安石已罢相，闲居金陵。当他听闻此事后，颇感惊异，虽然苏轼属于保守派，可王安石并未因政见不同袖手旁观。
王安石
很快，王安石就给神宗写了一封信，信中最为关键处，是这样一句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这是一句能顶一万句的话。
他没有从搭救苏轼的角度说事，而是站在神宗的角度去评价问题。
这是盛世，您是圣君，您可不能做杀才士这种事情啊！对您的名声不好。
这句话，基本点醒了神宗，才士是不能杀的，而且曹太后临终前还曾特意嘱咐神宗：“仁宗皇帝在世时，常以科举纳入苏轼、苏辙两兄弟颇感欣慰，以为‘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听说苏轼因几首诗作吃了官司，估计是被仇家恶意中伤所致，你可不能因为几句诗文就对他过于苛刻。”
曹太后
至此，苏轼基本性命无忧，何时能放出来？就要看与苏轼一生相爱相杀的好友、政敌、对手章惇的出手援救了。
4
苏轼和章惇早年关系很铁，两人本有同年之谊，入仕后又同在陕西为官，经常结伴游山玩水，既是驴友，又是知己。
此后，熙宁变法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章惇坚定地跟在变法领袖王安石鞍前马后，苏轼则始终坚持变法不利于国家。
曾经的挚友选择站在不同的立场，友谊的小船自然说翻就翻。
不过，苏轼吃了官司，章惇同样不会袖手旁观。
参知政事王珪嫉妒苏轼的才华，想趁机要了苏轼的命。他时不时就上纲上线，对神宗吐槽：“陛下飞龙在天，苏轼岂能不知，他寻找地下之蛰龙，肯定有不臣之心。”
章惇这时就很不爽，他站出来驳斥王珪：“龙又不是皇帝的专属，人臣也能称龙。人家诸葛亮还叫卧龙呢，也没见刘备急眼呀！”
神宗表示赞同：“诗人的词作而已，不要这么深究。”
宋神宗
王珪诬陷苏轼的尝试基本告吹，退朝后，章惇跟在王珪身后继续理论：“你是不是想把苏轼全家都整死啊！内心为何如此歹毒！”
章惇素来以暴脾气著称，又是个不要命的主，惹恼了他指不定会被暴打一顿，王珪心虚，赶紧打马虎眼：“章兄误会了误会了，这些都是舒亶此前说的，我只是按照他的意思复述一遍而已哈。”
章惇见王珪推卸责任，气不打一处来，直接怒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要是舒亶拉了泡屎，让你吃你吃吗！我都替你丢人！”
此时，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替苏轼说话，他给神宗上奏：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把敢说话的文人抓起来，就不怕后世骂你不能容才吗？
最终，神宗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免去死罪，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准擅离黄州，并无权签署公文。
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离京，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了结。
苏轼回翰林院图
在“乌台诗案”中，真正救了苏轼的并非特指个人，而是天地的正气和文人的胸怀。否则，苏轼必死无疑。
谁也想不到，在案中真正发挥关键作用的，是两个与苏轼政见不和、理想不同的变法派。
这是北宋文人应有的风骨，我可以在得势时打压你，失势时吐槽你，却绝不会无中生有、置你于死地。
这股浩然正气和文人坦荡的胸怀，才更值得后世借鉴与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