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兰若寺墓地被发现之前，“最大”榜单前三名，来头都很大。比如湖州风车口南宋墓，推测墓主人为宋孝宗生父赵子偁的“秀园”。兰若寺墓地的墓园从目前揭露的面积来看，占地至少12000平方米。所以，这是目前所见南宋时期规模最大的单体墓园建筑。为何说这个墓是高规格的，阙楼的出现，最具决定性。郑嘉励说，封土的四个阙角是可以明确代表身份的。兰若寺墓四角筑阙，墓主人身份显然是三品以上高级高官。
2018-01-20 07:41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记者 马黎 通讯员 王平
如果提到南宋墓，作为浙江人，你第一时间会想到哪里？应该是宋高宗啊宋孝宗等皇帝的陵墓，这个南宋皇家园陵，就在绍兴的宝山脚下，对，著名的宋六陵。但遗憾的是，早在临安沦落后，这座皇家陵寝便遭遇了覆顶之灾，如今你再去逛逛，只能看到一片茶园，地面遗迹，荡然无存。
当然，今天要说的主角不是宋六陵，但和它有关。
距离宋六陵只有6公里路的平水镇，去年，因为一项建设项目的开展，浙江省文物局委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柯桥区文化发展中心考古处，对建设规划范围进行考古探勘，结果，在兰若寺水库北岸、皇坟山南麓，发现一处南宋时期墓地——兰若寺墓地，由风水环境、墓园、坟寺等组成，建于南宋晚期，使用年代下限不晚于元代初年，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南宋时期规模最大、格局最完整的高等级墓地。
请注意这几个关键词：最大，最完整，高等级——没有“之一”。上个月，它刚刚获得2017浙江重要考古发现，也参评了2017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选结果即将公布。
这周，田野考古发掘全部结束，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现场独家采访，看看这个南宋墓之“最”究竟什么样。而看的过程，也是一个破案的过程，一个个谜团，呼之欲出。
（一）
能称得上“最大”和“最完整”，必须得有参照物。你大概会说，宋六陵埋了那么多南宋皇帝，还有皇后妃子，难道还能大过它的？
错，按照皇家眼光，真的只能说小，而且很挤很挤。从事浙江地区宋元考古和研究的专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曾写过一篇《宋六陵》，据说轮到宋宁宗下葬时，宝山下的空间已然局促，简直“无地可择”，只得强行拆迁附近的泰宁寺，征用寺院的地基。
《康熙会稽县志》所绘宋六陵图。
而在兰若寺墓地被发现之前，“最大”榜单前三名，来头都很大。
比如湖州风车口南宋墓，推测墓主人为宋孝宗生父赵子偁的“秀园”。再比如大名鼎鼎的宁波东钱湖、余姚史氏家族墓，史浩、史弥远、史嵩之“一门三丞相”，权倾天下。史弥远是宋宁宗宋理宗时候的权相，他的父亲史浩是宋孝宗时候的权相，他的侄子史嵩之是宋理宗时候的权相，全是南宋时期最高等级的人，所以墓地都是按照一品礼制来做的。
但是，郑嘉励说，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些人的墓，单从墓地框架来比，居然还不到兰若寺墓地规模的三分之一。兰若寺墓地的墓园从目前揭露的面积来看，占地至少12000平方米。
“我们现在就站在墓园的中轴线上，北偏西37°，太阳照过来，阳光是非常好的。” 墓地考古领队之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罗汝鹏和记者站在人工夯筑的台地上，虽是个阴天，但也能妥妥感受到眼前的豁然开朗。我只能用风水宝地、气象很大这样的大俗话，来形容眼前的风景。如果从风水的专业角度讲，这叫“怀抱之地”——
眼前延绵两座山，青龙山掩在层层叠叠的日铸岭中，园前山间小溪流经，背后是靠山，我们像被山抱住一样，很有安全感。
这样的山水，是有讲究的，它是一个典型南宋墓地的风水标配，专业名词，叫“形势派”风水，是江南地区主流的风水观念。我们听听郑嘉励的解读，就会一清二楚——
“古人认为我们要埋到一个有生气的地方，生气在地面上流动，它会在某一个点上汇聚起来。这个气，如果风一吹它就散了，如果前面有水，它就在这个地方停住了。形势派的风水很讲究，它认为我们所在的地方背后要有靠，左边要有青龙，右边还要有白虎，最好对面还要有案山。
所以我们的墓埋在这里，就像坐在一个太师椅上一样，背后有靠，左右环绕，前面还有照应的山。如果前面还有一条河流过，那就更理想了。这种背风、向阳、面水、藏风、纳气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形象，就叫怀抱之地。”
（二）
兰若寺墓地的风水观念，完全符合。
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典型的江南南宋墓，是怎么建的，兰若寺墓地可以成为教科书级别的标准示范。
记者看到，墓地呈中轴线分布，大约有九级台地构成，从前到后逐级抬升，墓主人就葬在中轴线的末端。
除此之外，边上还有配套设施。
罗汝鹏指着小溪对岸，距墓园东侧约150米的地方，1956年建的兰若寺水库前面，一块凹进去的地方，“那就是兰若寺寺庙遗址，淹没在水下。8月，水下去了，（遗迹）就暴露出来了，表面上看是三进院落的，每进院落也是这样的石磡包边。它和这个墓园是对应的，很有可能是墓地赐享的坟寺。而我们那时候一来，老百姓就说那里是寺庙，说案山后面还有尼姑庵。我去找过，现在是找不到了，但是能看到老门石臼一样的门轴，寺和庵相距很近，可能只有200米左右。”
中轴线。
什么意思？
这是功德坟寺，就像嘉定十四年（1221），朝廷下限诏改赐智国寺为岳坟的功德坟寺，并赐额“褒忠衍福禅寺”。它先于墓地存在，朝廷为这个坟寺赐一个匾，一方面守坟墓，一方面帮墓主人做功德。它是级别的体现，也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南宋墓园。
当然，这些还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南宋时期的墓地，其建设往往依赖于墓主人家世的雄厚，因此工艺精美与规模大小也可能与墓主人的身份并不一一吻合。用郑嘉励的话说，这样的一套制度，不分贵贱，我只要有钱，这些东西都可以做。
我们开始从墓园下面往上走。
园内分为上下两部分，最下面的第一级台地为“下园区”，占地约6000多平方米，是个封闭区域。罗汝鹏说，这个区域推测可能是与南宋帝陵单独建设的用于日常祭享和守陵人居住的“下宫”具有相似意义的院落建筑区。
第二到第四级台地为“上园区”，应是专门用于祭祀的高等级建筑区与主墓分布区。核心部分，是第二至第三级台地，沿中轴对称，考古队员在这里发现了多级石磡、石墙、殿门、厢房、大殿、庭院等遗迹。
“你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大殿，是个面阔七间、进深三间的建筑。”
当然，我的眼前什么也没有，罗汝鹏指着脚下，“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门道就觉得有些奇怪，四周围有几个磉墩（石头、瓦、土层垒起来的），磉墩下面我们通过解剖，发现是一个比较深的七开间建筑——一排有八个磉墩，就代表这一排有八根柱子，至少有七个房间。”按照周必大在《思陵录》里的记载，宋高宗的献殿，也是大殿，才三开间。所以，这是目前所见南宋时期规模最大的单体墓园建筑。
终于走到了墓园最上面，也就是普通人最感兴趣的“关键部位”——主墓区，尽管现场已经盖上了塑料保护膜，但我还是一眼看到了须弥座。
“我们站着的地方，两侧高，中间低，是个凹地，工匠人工夯筑了最高达3米的平台，以便于构筑拜台与主墓。”罗汝鹏说，除了没有圆形封土，而以方砖铺顶或石块铺顶的斜坡面代替，主墓区布局与南宋时期高等级贵族墓特征基本一致，由须弥座、环墉（步道）、阙楼、主墓室、隔墙、石挡墙等组成。
阙楼，就在主墓的四角，凸起的两个角，还能看得见。“四角阙楼，有两个保存得很好，另外两个破坏得比较厉害，但轮廓还在。我们光在这里就发现了100多箱陶质建筑构件。”
为何说这个墓是高规格的，阙楼的出现，最具决定性。
郑嘉励说，封土的四个阙角是可以明确代表身份的。根据北宋时期《天圣令》中记载（注：宋朝修订的法令类书籍。书中记载的法令是北宋时期政治经济生活的集中体现，其中第二十九卷《丧葬令》，对于研究当时宋代社会的丧葬制度有着重要的价值。）：“诸墓域门及四隅，三品以上筑阙，五品以上立土堠，余皆封茔而已。”意思就是说，三品以上官员，墓地的四角才能筑阙。
兰若寺墓四角筑阙，墓主人身份显然是三品以上高级高官。再综合墓室墓园的规格，都远远超过宁波东钱湖、余姚史氏家族墓，包括秀园等南宋时期权倾一时的重臣墓园，这么一来，它就指向了当时的最高规格。
主墓范围建筑遗迹。
兰若寺墓地的“风水”。
兰若寺墓地风水，居于山水中的“怀抱之地”。
拜台与主墓。
（三）
最高规格？一个时代最高规模的墓葬，当然是帝陵。
那么，我们自然会想到隔壁邻居宋六陵。兰若寺的墓主人，和宋六陵里的帝王之间，会不会有关系？
“我之前很努力地把兰若寺墓地和文献记载的皇家陵园去对照，希望找到它们共同的地方，但还是没有。”罗汝鹏却这样说。
其实，宋六陵并不是一个好的参考对象，郑嘉励说，因为它实在是太特殊了。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我们南宋皇帝的陵园不在杭州，而在绍兴？因为宋六陵只是“攒宫”，南宋帝王一开始就把这里当作临时的安息之所，将来还是要回到北方去的，总有一天要魂归河南巩县的祖陵，所以，这座山也命名为“攒宫山”，就像临安被视为临时都城一样。
“所以，在那个地方建的并不能算完整意义上的皇陵，不设封土，因为将来还要埋回去的，上面‘龟头屋’盖一下，很浅，一挖棺木就能迁走，同时，也没有石像生，规格大小和河南巩县的帝陵没法比。”
而宋六陵还有一个特殊性，更重要。
宋代祖宗故世，是按照北宋皇陵来做的，河南巩县北宋皇陵严格按照“五音姓利”的风水建造（把人的姓氏分成宫、商、角、徵、羽五音，与阴阳五行中的土、金、木、火、水对应，在地理上找到与其姓氏相应的最佳埋葬方位与时日），并不因山为陵，而是积土成冢，皇陵都坐落于平地上。墓室所在是低的，墓道地方反而高，人是从高往低走的。郑嘉励说，
这和我们看到的比如中山陵完全相反。我们南方人一般把墓埋在中轴线末端最高的位置，然后人从前往后走，是逐渐抬升，这样才有气势。
郑嘉励说，但我们再看宋六陵，南北两边都有山，但它偏偏不用，把所有的陵墓埋在平原的谷地里，也就是现在茶园里面。这个做法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南方明显会渗漏地下水。
“但这个做法，我们必须理解，尽管宋室南渡来到了这个自然环境、人文、丧葬传统与他们完全不同的江南地区，他们还是把中原的那套祖宗制度搬过来了。”郑嘉励说， 唯一把中原的祖宗制度“刻舟求剑”搬过来的，只有宋六陵，它是非常特殊的——从制度上，是未完成的攒宫，但又不是南方传统做法。
但是，兰若寺的墓葬是相反的，无论风水择址，还是墓园构造，完全江南式的，所以墓主人一定是江南背景的。
好不容易推断到这里，主人会是谁？
墓葬位于绍兴，指向当时最高规格，做法又是完全江南式，“我觉得墓主人如果是绍兴人，在南宋后期，从1200-1279年，符合这种身份的人，在整个浙东，不超过10人，在绍兴，也就一二人，这样推下来，我推测是宋理宗生父赵希垆最有可能。”
赵希垆有两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就是宋理宗，第二个儿子是赵与芮，而赵与芮之子正是理宗之后的宋度宗。“宋理宗当时做了皇帝，父亲已经去世了，肯定要对他父亲的墓进行改造，那肯定会按照最高规格的墓葬规格。”郑嘉励说。
目前，考古队员还没有发现完整的墓志，只看到了几片墓志铭残片，信息不足。“我们要把墓里所有的土都扛回去，看看能不能再‘洗’出来几片。”罗汝鹏说。
墓地发现的建筑构件。
建筑构件。
建筑构件。
带有商标类戳印文字的贴塑条砖。
（四）
但是，在“破案”的过程中，罗汝鹏和郑嘉励又发现了另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
按道理，赵希垆在理宗做皇帝以后去世，被追封为“荣王”，会按照最高规格来改葬。但非常奇怪的是，赵希垆丧葬的信息在《宋史》里面没有记载，“在绍兴当地，因为理宗入继大统，这一支宗室也肯定是当时最尊崇的。但是这支宗室的材料，不管是在上海图书馆还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御牒里，都见不到。”
郑嘉励此前在黄岩发掘过赵伯澐墓，赵伯澐是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很明显，这一支宗室的地位，跟绍兴这一支没法比，但他们的史料，无论在温岭，还是国家图书馆的南宋御牒里，都有记载。
这就很离奇了。
“指向如此明确的高规格墓，当地经石碑刻、地方志都没有记录，在绍兴这样一个文献之邦是非常不寻常的。绍兴当地文献会记载很多小事，但是兰若寺墓这么高规格，这么身份尊崇的宗室，后来竟然没有任何信息。我们推测，在宋元鼎革以后，可能他们家族的人和事情比较被统治者忌讳，（史书记载时）可能会刻意屏蔽。”郑嘉励说。
边上还有配套设施。
保护起来的须弥座。
我们再从考古证据中找找线索。
主墓室为同坟异穴、东西并列的两个长方形墓室组成，以砖石混筑墙体、大石板盖顶的方式构筑。遗憾的是，墓室被盗严重，仅发现铜镜、铁券、墓志铭碎片等少量遗物。
罗汝鹏说，墓葬发现了10个盗洞，分成3个时期，从破坏程度上看，它曾经遭到了多次人为毁墓行为——已经不是盗墓的程度了。而通过解剖分析，墓园应在宋元之际已经经历了几次盗毁和修缮，这和历史记载的“妖髡毁墓”颇为契合。
这就是我们开头说到的宋六陵曾遭到的毁墓事件。
元至元十四年（1277），蕃僧杨髡，又名杨琏真迦，被任命为元朝江南释教都总统，掌管佛教事务，制造了南宋帝陵盗掘事件，这在周密的《癸辛杂识》、陶宗仪的《辍耕录》中，都有详细记载。
“我们发现的遗物中，只有极少数是元代的，99%都是南宋晚期的。墓园中，很多东西保存得比较好，是因为这个墓最后一次被毁坏之后，这片地方基本上在后来没有被动过，用我们的话叫原生堆积。所以这个墓应该在宋末元初彻底让它‘消失’了。”罗汝鹏说。
在“妖髡发陵”的历史背景下，兰若寺墓地的考古发现具有更加重要的历史价值。罗汝鹏说，很可能是我们目前乃至未来，唯一能见到的除南宋帝后陵墓以外，最大规模、最高等级的南宋墓地了。
墓园中出土了数量庞大的陶质仿木构建筑构件，比如飞天，与宋六陵遗址采集遗物特征相近，当是严格按照南宋官式建筑微缩而成，这也为后续建筑复原工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可以这么说，通过地下的考古工作，我们很可能找回几座南宋时期的、目前已经很稀少的地上建筑。”罗汝鹏说，兰若寺墓地建筑遗存的发现，可为深入研究《营造法式》理论、探索南宋建筑史补充详实的实物资料。
另外，在第三级台地的垫土中还出土了一批建筑构件陶范，以及带有商标类戳印文字的贴塑条砖，结合墓园西侧发现的陶窑遗迹，为复原研究南宋时期高等级墓园，乃至皇家墓园营建模式与制度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线索。
关于兰若寺墓地的研究还在继续，谜团有待解开，而墓地保护范围也将进行原址保护。本端记者也会继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