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年表》，历史上三代一共存在了1800多年。这些礼器及其蕴含的观念向四方辐射，形成范围广大的中华文化影响圈。由于夏商周时期以青铜工业为时代标志，因此礼器又以青铜礼器最具代表性。秦统一六国也是建立在这一共同文化认同的心理基础之上。周朝建朝之初，武王病逝，成王年幼，周公辅政。禽簋铭文记录了周公东征、歼灭奄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周公是历代辅政者的楷模，被视为理想人格的写照。
△ 2021年9月14日，国家博物馆“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正式对公众展出，近40件商周时期极具代表性的青铜礼器集中亮相。摄影/滕言妍
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开篇十二本纪中，《五帝本纪》后便是《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尽管目前学界关于夏朝是否存在的争论还没有停止，但司马迁前后的史学家们言及夏、商、周三个王朝的历史，已经将其视为一体，并称为“三代”。
现在考古证明，在4300年前左右，中原地区在汇聚吸收各地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开始引领文明进程，为进入王朝文明奠定了基础。到约38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形成“王朝气象”——那也是传说中的夏朝时期。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年表》，历史上三代一共存在了1800多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河洛之间，就是中原腹地，“天下之中”；三代也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共识。此后数千年的时间里，谁要统治中国，谁就要“逐鹿中原”。
“三代继承了以前的五帝时代，开启了以后的秦汉时代，尤其在周代晚期发生的一系列制度上的变革，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政治文明基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夏商周三代不仅形塑了中华民族一统化进程中的民族基因，也留下了让后人品味不尽的文化遗产。
汇聚中华文明向心力
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考古学家苏秉琦和严文明相继提出“满天星斗”说、“重瓣花朵”理论。两个理论主要描述我国史前文化的发展和分布状态，相同点在于都指出了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重要性。
学界认同仰韶文化是那颗“最亮的星”和正中间的“花心”，构成了中国文化总根系的直根系。而考古发现证实，中原文明的脱颖而出不在于一朝一夕，这种演进指向区域间文明古老而又漫长的交流与融合。
△ 观众在国家博物馆观看商后母戊鼎。摄影/徐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向《中国报道》记者作了梗概式描述：大约5500年前，黄河中游仰韶文化晚期的彩陶向周围广泛扩散，出现在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中下游以及辽河流域，这是中原文明第一次向周围地区辐射；约43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文明开始相对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起；到了夏代后期，由于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区域文明进一步交融，中原进行吸收、汇聚，这一阶段中原文明直接影响的范围就有河南全境、山西南部，“范围相当广阔，我们认为这时候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天下观”。
1959年，著名史学家徐旭生开始寻找“夏墟”，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显露出古老“国家”的一隅。随着宫殿建筑群、都邑格局和作坊遗迹相继被发掘，学界确立了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文明形成研究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二里头遗址是否夏朝都邑还在争论之中，但我国历史上首个具有中央王朝都城气象的遗址出现在夏代纪年的时空范围内，已经基本上成为学界共识。
孙华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仰韶时代晚期和龙山时代的中原地区，其文化或文明程度并不突出，周边已经兴起了很多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比如长江中游有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有良渚文化，东北地区有红山文化，山西和陕西有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这些文化的区域性都比较强，有的文化还没有掌握铜器冶铸技艺。但这也给中原地区带来了一个好处，即周边文化可以共同作用于中原地区，促进夏王朝统一王朝的形成。
△ 2021年4月4日，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孩子们正在观看商代卜甲。摄影 / 徐豪
最早的民族地域概念出自《尚书·禹贡》中的“九州”，据孙华介绍，商代又出现了“王畿”“四土”“多方”等概念，用以区分当时的“中间”和“周边”；到了周代，“九州”已不足以形容当时的天下，又有“小九州”“大九州”的说法，说明华夏民族的统一版图不断扩大。空间上“居中”的中原，成为兼收并蓄其他区域文明的核心，为中华民族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从本世纪初启动预研究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近年来颇受关注，人们在回望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起点”时目光热切。正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评价“重瓣花朵”理论时所说，其单核心、多层次向心结构孕育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底色，奠定了中国历史上以中原华夏族为主体，同时凝聚周围各民族、各部族的向心式超稳定文化与政治结构。
礼制文明的源起
宋朝大儒朱熹称：“三代之际，《礼经》备矣。”与中原引领其他区域史前文化的格局相一致，影响后世数千年的礼制文明也发端于这里。
王巍在回顾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时表示，距今约5500年前，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形成了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以及以某几类珍贵物品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夏王朝建立后约200年，二里头文化时期出现青铜器铸造工艺，形成了以青铜器和玉礼器以及铃和磬等构成的礼乐制度。这些礼器及其蕴含的观念向四方辐射，形成范围广大的中华文化影响圈。
△ 西周利簋，器内铭文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与《尚书·牧誓》中的记载相互印证。摄影/徐豪
“礼”指区分身份等级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乐”是从属于“礼”的音乐、舞蹈，用以润滑人与人之间关系。拉长了历史来看，礼乐制度萌发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发轫于夏商、成熟于西周，贯穿三代时期。
“古代礼仪作为一种思想层面的反映，要靠仪式彰显出来，仪式通常又要借助一些物质制品来表达，一整套昭明社会分层等级的象征物就成为必需。”孙华向《中国报道》记者指出，这便是“器以藏礼”。从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审视，青铜器、玉器是被物化的“常客”，青铜礼器被称为“彝器”，玉礼器有“六瑞”“六器”的说法。由于夏商周时期以青铜工业为时代标志，因此礼器又以青铜礼器最具代表性。
2021年9月14日，“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展，接近40件商周时期极具代表性的青铜礼器和其他珍贵文物集中亮相。孙华阐明了三代时期青铜鼎的地位，从“禹铸九鼎”开始，青铜鼎就从炊器演变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后成为传国重器，在政治和宗教场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中华礼制文明的核心载体。从商朝到周朝，鼎的形制也从重视成对大方鼎，发展成对具有等差关系的圆鼎的重视，并形成“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的严格等级制度。
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礼乐制度并非只扎根中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徐良高曾撰文指出，“青铜礼器文化圈”的演变轨迹显示，由二里头文化的黄河中游不断向外扩展，两周时期已达北长城内外，南到广东、福建北部，东到海边，西边包括甘肃、四川部分地区，覆盖了长江、黄河流域的绝大部分地区。
在徐良高看来，青铜礼器使用范围的扩张是周边文化不断接受中原礼乐文化大传统及其背后的祖先崇拜信仰、宗法政治理念与制度，形成共同文化认同心理，融入华夏文化圈的物化表现。秦统一六国也是建立在这一共同文化认同的心理基础之上。而从这层意义甚至可以认为，秦的统一不能看作“大一统”的最早开端。
△ 周成王时期的禽簋。周朝建朝之初，武王病逝，成王年幼，周公辅政。禽簋铭文记录了周公东征、歼灭奄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周公是历代辅政者的楷模，被视为理想人格的写照。摄影/滕言妍
受访专家表示，三代礼制不是孤立发展，具有一贯性的同时又表现出差异。到了周朝，礼乐制度大放异彩。周灭商以后，吸取商朝兴亡得失的经验教训，扬弃式整理礼制规范，逐渐形成了《周官》和《仪礼》两部礼法，既对如何建国定都、处理王室与封国关系、官职设置等作出规划，也从祭祀、婚丧嫁娶、酬宾等诸多方面约束了民众行为。
长期研究古代礼制文化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文胜向《中国报道》记者指出，近年来学界已经逐渐接受“礼”为周文化的内核、周礼为中国文化的“原点”。他概括说，周礼虽然纷繁，但给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提供了行为范本，使周王朝长达800多年的统治得以维系，也为后来秦汉大一统、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礼乐制度下的治理模式，也和我们现在强调法律与道德并重有异曲同工之妙。”杨文胜说。
杨文胜认为，到周王朝后期诸侯争霸的时候，实际上也并没有“礼崩乐坏”，传统观点应该得到修正。“不断演进的‘礼’在春秋时代进入了成熟期， 广泛渗透到春秋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从思想到行动无不受其影响。”杨文胜表示，“礼”填补了周王室衰微带来的权力空洞，对社会起到制约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着春秋社会的各种势力，维系着既有秩序。
殷周变革带来了什么？
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开启了周朝纪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917年，王国维站在20世纪回望历史时发表文章《殷周制度论》，开篇第一句这样说。
除了前述周朝对礼乐制度的成功运用，王国维将殷周剧变在文章中还阐述为，周朝开始从兄终弟及到嫡长子继承制，并实施宗法制、同姓不婚制、分封制等。王国维认为武王灭商不再是“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的王朝革命，而是一种文化变革。
“殷以前嫡庶不分，实行兄终弟及继承制，周朝确立了父子相承与嫡庶制。嫡庶制又进一步产生了殷代未曾有过的宗法、丧服等制度和封建制，于是确立了君臣名分关系。宗庙制和同姓不婚制也都是在周代才确立。”杨文胜向记者表示，正如王国维所言，周代为中国文明奠定了基础，划定了一个文明的分期界线。
△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青铜爵。摄影/滕言妍
学界认为，周朝的一系列变革实际上源于对商王朝覆灭的反思，首先便是开始质疑所谓的“天”。“商人服从天，认为只有不惹恼天，才能讨得眷顾。为了得到眷顾，商人不断祭祀上天，最终却仍旧灭亡。周人看到商人的野蛮残暴，决定改变这种‘天命观’，得出‘天命即是民心’的结论。”杨文胜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那时的人们不再一味信奉鬼神，称得上一次思想大解放，这种“天命观”也被后世君王治国理政所采用，并一直传承到今天。
“天子”受“天命”治“天下”，如何安邦治国成为周朝建立后的首个难题。王巍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商朝时没有后世意义上的“统一”，对于中原这一大国，周围方国时伏时叛——中原乱了，方国的独立性就增强，直到西周时期才真正实现封邦建国。
于是，通过分封制册封诸侯，西周完成了“天下归周”；通过宗法制，以血缘亲疏维系贵族间关系，完成了“天下归宗”；通过礼乐制规范和教化民众，完成了“天下归心”。
△ 周穆王时期的“长思”青铜编钟。摄影/滕言妍
事实证明，分封制、宗法制和礼乐制相辅相成，在维护周朝统治上效果显著。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文杨曾在文章中指出，回顾商周之变以后的3000年，无论王朝如何更换、治乱如何交替、疆域如何变化、民族如何迁徙，一个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定居文明始终存在于中华大地上，极为明显地将自身与其他文明区别开来。
孙华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中国有‘托古改制’的说法，后来的改革家们为了寻找合理的变法依据，便力证古人就是这样做的——要么追溯到夏禹，要么追溯到周公。”孔子崇周，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周朝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理想或者先进文化的代称。
不过孙华和杨文胜均认为，尽管殷周之际发生的变革历史意义重大，但西周只是一个肇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众多影响后世至今的思想流派发轫于此，各诸侯国纷纷进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教育改革，才开启了更大的统一秦汉王朝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