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0年，苏格兰境内合法的蒸馏厂仅有8间，大大小小的非法蒸馏厂则达到了400多间，这些厂家大部分通过偷工减料的方式生产，导致苏格兰威士忌声名狼藉。1679年开始，格拉斯哥出现了首个使用朗姆制糖的工场。笛福在考察了格拉斯哥的酿酒业后，将其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当地的免税政策。来自加勒比海的朗姆和来自中国的茶叶，构成了烟草商人充满异域风情的酒水单。美食是借口，谈笑与交流才是实质。这种俱乐部也成为18世纪苏格兰的公共空间。
19世纪苏格兰生活水平怎么样?18世纪苏格兰人的餐桌上有什么菜？其实算得上是一个奢侈的问题在18世纪，苏格兰人曾有很长时间处于吃不饱的状态很多苏格兰高地人远走北美，其实只有一个目的——觅食但是，18世纪的苏格兰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随着与北美贸易的兴起，越来越多来自异乡的食物摆上了餐桌：加勒比海的朗姆酒与本土酿造的威士忌相得益彰；大西洋的生蚝和本土的哈吉斯交相辉映套用《双城记》的开场白：这是一个丰盛的年代，也是一个贫乏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年代，也是一个回归本土的年代那么，18世纪苏格兰人的餐桌上究竟摆放了什么菜？，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19世纪苏格兰生活水平怎么样?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19世纪苏格兰生活水平怎么样
18世纪苏格兰人的餐桌上有什么菜？其实算得上是一个奢侈的问题。在18世纪，苏格兰人曾有很长时间处于吃不饱的状态。很多苏格兰高地人远走北美，其实只有一个目的——觅食。但是，18世纪的苏格兰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随着与北美贸易的兴起，越来越多来自异乡的食物摆上了餐桌：加勒比海的朗姆酒与本土酿造的威士忌相得益彰；大西洋的生蚝和本土的哈吉斯交相辉映。套用《双城记》的开场白：这是一个丰盛的年代，也是一个贫乏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年代，也是一个回归本土的年代。那么，18世纪苏格兰人的餐桌上究竟摆放了什么菜？
苏格兰的国菜和国酒
苏格兰的国菜是什么？大部分人会回答哈吉斯（Haggis）。的确，早在18世纪，这道菜就在苏格兰举国闻名。苏格兰最著名的诗人罗伯特·彭斯对哈吉斯颇为推崇。1787年，他写下了一首名为“致哈吉斯”（Address to Haggis）的诗篇。可惜这位天才诗人年寿不永，他在1796年37岁时便撒手人寰。在他死后，为了纪念他，朋友举办了彭斯之夜，一边享用着哈吉斯的美味，一边背诵着彭斯的这首诗。
罗伯特·彭斯画像
哈吉斯的原料是羊杂碎，制法是先将羊的胃掏空，实以剁碎的羊内脏如心、肝、肺，加上燕麦、洋葱、羊油、盐、香辣调味料和高汤等，绝大部分的哈吉斯在出售前都是半成品，需要在沸水中用文火炖1到2个小时。可以说，哈吉斯就是羊杂碎大杂烩。
关于哈吉斯的起源众说纷纭，有人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当猎人们带着猎物回家后，他们会优先选择煮食动物最不耐保存的部分——内脏。他们把切碎的新鲜内脏混合谷物和香草，填塞入天然的炖锅（羊胃）放在火上煮熟，这就是最初的哈吉斯。
哈吉斯
苏格兰的国酒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更无争议，非威士忌（Scotch）莫属。事实上，Scotch既可指代威士忌，也有“苏格兰人、苏格兰语的、苏格兰的”释义。但是对于今天的苏格兰人而言，除了酒的释义外，第二层表达“苏格兰人的”的释义则具有明显的贬义和污蔑，他们更喜欢Scottish这一说法。笔者在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就见到有苏格兰读者不厌其烦地划掉英格兰作者著作上的“Scotch”，代之以“Scottish”，可见对于该词介意之深。
在18世纪，苏格兰的威士忌也历经过“去污名化”的过程。苏格兰威士忌采取的是蒸馏技术。1780年，苏格兰境内合法的蒸馏厂仅有8间，大大小小的非法蒸馏厂则达到了400多间，这些厂家大部分通过偷工减料的方式生产，导致苏格兰威士忌声名狼藉。直到1823年，英国国会通过颁布《消费法》，为合法蒸馏厂营造比较宽松的税收环境，同时大力“围剿”非法蒸馏厂，从而促进了苏格兰威士忌产业的发展。
各种品类的威士忌
与源于本土的威士忌不同，苏格兰的朗姆酒产业源于跨大西洋烟草贸易，苏格兰商船在从北美切萨皮克地区运回烟草的同时，往往会从加勒比海地区捎带一些朗姆。1679年开始，格拉斯哥出现了首个使用朗姆制糖的工场。时人在品尝完朗姆酒后感慨，他家的朗姆品尝起来颇似白兰地。笛福在考察了格拉斯哥的酿酒业后，将其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当地的免税政策。在1707至1715年间，仅格拉斯哥一地就出产了大约50万加仑（约合189万升）朗姆酒。酿酒业直接带动了苏格兰制瓶业的发展，由于酿酒的木桶都需要用铁钉连接，因而酿酒业还刺激了苏格兰制钉业的发展。一瓶朗姆酒，带动了一整条轻工业产业链。
商人的海外食谱
无论是哈吉斯这样的国菜，还是威士忌这样的国酒，对于18世纪的苏格兰普通民众而言都属于奢侈品。但对于部分先富起来的商人而言，他们的食谱上不仅有着本地的肉食，更有着国际化的海外食谱。
在当时的苏格兰，商人阶层中最富有的莫过于从事跨大西洋烟草贸易的商人，普通民众称其为“烟草大王”（Tobacco Lords），这一名称中掺杂着羡慕与嫉妒。在普通民众吃燕麦，嚼黑面包的时候，烟草大王的餐桌上就已经有烤猪、熏兔和烧羊头等洋荤，其他食物还包括生蚝、鹅头等。此外，各式各样的调料也进入到了新贵们的厨房，包括无籽小葡萄干、醋、红葡萄酒、黄油和肉豆蔻等，它们通常用来烹调烤猪肉、兔肉或者火鸡肉。除了这些食品之外，烟草大王还喜欢食用甜品，主要是浅色起泡的鸡蛋和奶油。苏格兰蛋奶甜点（Scots Flummery）是当时一道著名的甜点，其配料为一品托牛奶、一品托奶油、9个鸡蛋黄、玫瑰水、糖和肉桂等。在烘烤加热后，再点缀上无籽葡萄干等。
苏格兰的蛋奶甜点
饮料方面，烟草商人同样呈现出跨洋贸易的特点，他们最喜欢的饮料是“用朗姆酒加糖、柠檬酸、香料等调制的鸡尾酒”。理查德·奥斯瓦尔德和亚历山大·奥斯瓦尔德在烟草贸易之外，也兼营酿酒。他从大西洋中的马德拉（Madiera）进口红酒，然后从牙买加进口朗姆，调制成别具异域特色的鸡尾酒。在1743年的一则广告中称：（烟草大王）理查德和亚历山大·奥斯瓦尔德近来从远在西印度群岛的马德拉进口了一些红酒，这些红酒都是马德拉生长最好的植物酿成的，它们现在醇美可口，气味芳醇，很快就能在市场上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在他们的地窖中，还贮藏着一些加纳利白葡萄酒，同样气味芬芳，酒味浓烈。
除了畅饮来自北美的朗姆酒外，烟草商人们还喜欢喝茶，这也促进了苏格兰的茶叶贸易，一些声名显赫的烟草商人也参与到了茶叶贸易中。例如，1744年，阿奇博尔德·因格拉姆和约翰·格拉斯福德就曾在其格拉斯哥的货栈内售卖来自刚果和中国的茶叶。《格拉斯哥报》广告上声称，这些茶叶是由东印度公司从世界各地采购，原装打包后发往苏格兰，“非常新鲜”。来自加勒比海的朗姆和来自中国的茶叶，构成了烟草商人充满异域风情的酒水单。
学者名流的菜单
除了富甲一方的烟草大王，学者等社会名流的菜单也日渐丰盛。尽管不能每天山珍海味，但每到周末，学者们通过俱乐部的形式“打牙祭”。美食是借口，谈笑与交流才是实质。这种俱乐部也成为18世纪苏格兰的公共空间。例如，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期间就曾参加安德森俱乐部，该俱乐部几乎完全由学者组成，在周末的聚会中，大家谈笑风生，大快朵颐。《亚当·斯密传》的作者约翰·雷记写到：安德斯通小酒馆的菜总是千篇一律，每星期都是鸡汤，斯默莱特说它是苏格兰的五大名菜，另外四样是羊杂碎、烤羊头、烧汁鱼和炒肉片，其中鸡汤“烧得很简单，里面打着鸡蛋，看起来像变了味儿的肉汤，虽然看起来不好看，但味道却很鲜美，且富有营养”。这里的羊杂碎，应该就是哈吉斯。
斯密离开格拉斯哥前往爱丁堡后，依旧“混迹”于各种俱乐部间，其中一个俱乐部的名称颇能引发食欲——牡蛎俱乐部。人们想当然会认为，在这个散发着海鲜气氛的俱乐部中，这些大学者们会像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中的贵妇那样，不失风度地品尝牡蛎的鲜美，但事实上，斯密并非“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老饕，他最爱的食物是砂糖。有现场目击者曾这样形容道：“我们怎么也忘不了某天茶会上的情景，斯密使主持茶会的那位老姑娘实在尴尬，因为他不听她的话，怎么也不肯坐下，总是到处走动，不时地停下来从砂糖壶里偷一块砂糖，致使这位老姑娘终于不得不把糖壶放到自己的膝上，免得他吃个没完。”
另一个可以佐证斯密爱吃糖的例证出现在其书信中。在写给乌尔布斯特的约翰·辛克莱的信中，斯密坦言自己从来不买粗糖，“在上次战争（当指1775年爆发的北美独立战争）时，我曾付14至15便士去买现在售价8或9便士的同样的糖，当我在格拉斯哥时，进口一桶重112磅的粗糖售价30到36先令。我日常使用的糖是家庭主妇叫做早餐糖的那一种，这种糖要卖我上面提到的8便士或9便士一磅。”如果不是真爱，这位大学者不会对糖价留意到这种地步。
平民的餐桌
与商界大亨和学者名流相比，苏格兰平民餐桌上的菜肴单调乏味，主要饮食为燕麦制品，包括了麦片粥、麦片汤，燕麦糠糊、或者用燕麦制成的大饼，白面包绝对是奢侈品，蛋糕更是闻所未闻。即便对食物的需求简单，要填饱肚子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苏格兰是在饥饿中迈入18世纪的，1695年开始，由于天气异常，苏格兰出现了谷物短缺的苗头，1696年开始逐渐蔓延成大范围的谷物歉收，次年春开始，陆续有人因饥荒去世。据估算，至少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苏格兰人因这场饥荒去世或者逃荒。后人曾描述这场灾荒的惨状：
“从1696年8月开始，整个城市都处于饥荒和黯淡的边缘，詹姆士二世党人称其为‘威廉国王的年头’（King William’s Years），谷物和玉米难以成熟，而绿色植物遭遇霜冻后成片枯萎，数以千计的牛羊缺乏饲料死去，这使得1696至1703年获得了“饥饿时代”（Hungary Years）。许多苏格兰的居民将自己而儿子卖作奴隶，许多男人与自己的姐妹打斗，只为换取一两片面包。人们既缺乏体力，也缺乏心力去掩埋家人的尸体。在路上，一个男人背着父亲的尸体前往教堂墓地掩埋，他走到一半将尸体放在农夫家门口，央求道：’我没力气背下去了，如果你愿意，请看在上帝的份上掩埋这具尸体。或者将尸体放在菜园堤坎上但不要让羊吃掉。’在路上，随处可以看到的尸体，他们的嘴角上还挂着生肉。垂死的母亲身边躺着夭折的婴儿，婴儿嘴里还含着干瘪的乳房。”
进入18世纪后，苏格兰的经济开始有所改善，但离“吃好”依旧遥远。在苏格兰的乡村，一年四季中，在冬春之间，农民饲养的牛羊畜在栏中，舍不得屠宰。因此，只有夏秋两季有新鲜的肉食。在冬春之间，农民食用的是腌肉，直到来年5月才开始宰杀。除牛羊肉之外，其他的肉食来源主要是鸡肉，但这也是地主阶层才能享受到的特权——按照租约，佃户在向地主缴纳的地租中包含家禽。除了肉食之外，蔬菜的选择少得可怜，土豆此时已经登上了农民的餐桌，但并不普遍，农民的维生素主要来源于甘蓝类蔬菜。
对于平民而言，他们最爱的饮料是麦芽啤酒。这种堪称液体面包的饮料解决了苏格兰农民对热量的需要。此外，来自法国的干红葡萄酒也飞入了寻常百姓的农家，这多少拜英格兰所赐，英法之间长期交恶，致使法国有拉拢苏格兰的政治需要，法国与苏格兰的贸易一直维持着较低的关税。同样，因为对于腌制肉类的需要，苏格兰高地的食盐关税也维持在较低水平。餐桌上的一啜一饮，席间的一粥一饭，并非只关涉百姓吃喝，而是牵动着国计民生。
这是丰盛的年代，也是贫乏的年代；这是充满异域风情的年代，也是回归本土的年代。在18世纪苏格兰不同阶层的餐桌上，我们都能看到这样一个趋势：传统与变革同在，本土与舶来共存，小小餐桌，折射出大时代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