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封信中，因为1919年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失败，中国掀起抵制日货运动，鲁迅又称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为“仇偶”、子女为“半仇子女”，当然鲁迅对信子夫人并无实际的敌意，这些称呼只是与钱玄同之间的幽默言语罢了。中国早期的摄影家、陶瓷学家陈万里，鲁迅称之为“田千顷”。比如钱玄同的“心翁”，还有曾称许广平为“害马”，取的是杨荫榆在女师大风潮中称她为“害群之马”的意思，这些外号反而体现了鲁迅对友人的支持。
鲁迅自己的笔名多，在文章、书信中给别人起的外号也多，多到简直信手拈来，多到成了文学形象的代名词。比如提到“孔乙己”，就立刻想到那种穷酸迂腐掉书袋的人，提到“阿Q”，自然就是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假洋鬼子”说的就是那些喝过一点洋墨水就附庸风雅、目中无人的人，而“圆规”，当然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瘦骨嶙峋又嘴碎刻薄的杨二嫂。鲁迅的起外号能力，不光是在虚构文学里展现得淋漓尽致，用在现实人物身上，更是寥寥几字就勾画出一副副肖像画来。
周作人就在回忆录中写过，鲁迅在日本求学的时候，同行的有一人叫邵明之，留学札幌，学习修铁路。这邵明之的脸又圆又黑，还有一脸大胡子， 因为他所就学的北海道当时开发程度不高，有很多野熊出没，鲁迅就开玩笑地叫他“熊爷”。在鲁迅住宿的宿舍里，还有个老头，每天下午就一个人出去，到半夜才回来，一进门老太太就问他：“今天哪儿着火了？”一开始鲁迅不解，便叫他“放火的老头”，后来才知道，他是消防队值夜班的。
文字学家钱玄同，曾与鲁迅同读，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结果听的时候，钱玄同很不安分，坐不住，总在榻榻米上挪地方，鲁迅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爬翁”。又，守旧派的文人林纾，在《新申报》上发表小说《荆生》，其中一个人物取名“金心异”，说自己讲《说文解字》是骗钱，来影射钱玄同。于是鲁迅又在信中称呼他“心翁”。同一封信中，因为1919年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失败，中国掀起抵制日货运动，鲁迅又称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为“仇偶”、子女为“半仇子女”，当然鲁迅对信子夫人并无实际的敌意，这些称呼只是与钱玄同之间的幽默言语罢了。
北洋教育总长傅增湘，鲁迅叫他“女官公”或“女官首领”，这得要转几个弯子才能明白。太平天国时，有女状元傅善祥，担任东王府的女官首领，而“傅增湘”与“傅善祥”恰好音近。把堂堂政府大员比作天国时的女官，可以说是很轻蔑了。据说是因为傅增湘喜欢收集古书，鲁迅在把一批旧书转手给他的时候，他死命压价，令鲁迅十分不满，所以用这样的外号揶揄他。除了玩谐音之外，有时候也会玩玩形近字，比如鲁迅曾将“章士钊”写成“章士钉”，这是因为某期《京报》上刻板刻错了字，他便拿来戏耍。
中国早期的摄影家、陶瓷学家陈万里，鲁迅称之为“田千顷”。陈与田古音相同，战国时期的齐国，就是妫姓田氏，也作陈氏。“万里”与“千顷”相对应。这也是需要猜一下字谜才能知道的。
北大校长蒋梦麟，鲁迅称其为“梦翁”，这是比较尊敬的称呼，私底下还有个戏称叫“茭白”。“蒋”字在现在的语言里仅仅作为姓，其实在古代，“菰蔣”是蔬菜“茭白”的别称。
徐志摩在鲁迅的笔下被称为“诗哲”，这可不是夸赞，因为孔子是文圣人，姜子牙是武圣人，圣人庙里陪祀的几组人物被称为“十哲”或“十二哲”。1925年泰戈尔来华访问，徐志摩一直跟在他身边当翻译，因为当时泰戈尔人称“诗圣”，徐志摩作为跟班，也就得了“诗哲”的雅号。
鲁迅不喜京剧，对当时的艺术界也颇有微词，所以在1934年3月24日给姚克的信中，称刘海粟“大师”、称梅兰芳“梅郎”，都是指他们的格调低，暗指刘海粟有能力游历外国，向中国青年介绍国外艺术，却只顾自我标榜；梅兰芳的戏是“男人扮女人”，他也看不惯。
鲁迅给人取外号，有个特点，凡是他想要批评和讽刺的，往往给一个“高大上”的外号，“诗哲”、“大师”如是，管胡适叫“新月博士”，管赵半农叫“国家博士”，文中都带贬义。越是亲密的人，起的外号越是诙谐，甚至借用别人的恶意来表达亲切感。比如钱玄同的“心翁”，还有曾称许广平为“害马”，取的是杨荫榆在女师大风潮中称她为“害群之马”的意思，这些外号反而体现了鲁迅对友人的支持。
为此，鲁迅自己有话说。在1934年4月22日写给姚克的信中，鲁迅说：“中国人总只喜欢一个“名”，只要有新鲜的名目，便取来玩一通，不久连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开，另外又取一个。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样，放下去，没有不乌黑的。譬如“伟人”“教授”“学者”“名人”“作家”这些称呼，当初何尝不冠冕，现在却听去好像讽刺了，一切无不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