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亮身着警礼服，以福建省建阳监狱第九监区的监区长的身份接受表彰并作为代表发言。2022年9月，童亮荣获“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限减罪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终身监禁以外，法定刑期最长的罪犯。他了解到，旭东早年混迹社会，误入歧途，伙同他人抢劫并杀害了外婆，被判处死缓。此后，监区民警陆续对42名长期无会见、接济的罪犯家庭进行走访。
作为一名监狱警察，童亮极其认真负责。
从警20年来，童亮曾连续多年的除夕在值班岗位中度过，身负特殊使命——教育改造“限减犯”。他把自己比喻成“火山口的种花人”。
2022年9月2日，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模范表彰大会在京举行，297个先进集体、347名先进工作者和146名劳动模范受到表彰。童亮身着警礼服，以福建省建阳监狱第九监区的监区长的身份接受表彰并作为代表发言。
“我把自己比喻成一个花匠。”童亮说，监狱人民警察实际上是高墙内特殊的“园丁”，希望通过教育改造，让濒临绝望的罪犯重新看到希望。
载誉归来不久，童亮随即踏上了新的岗位，任职武夷山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继续当一名“守监人”。
2022年9月，童亮荣获“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守着“火山口”：几乎人人都有命案，想让罪犯在绝望中看到希望
建阳监狱第九监区是福建省唯一集中收押限制减刑罪犯的监区。“限减罪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终身监禁以外，法定刑期最长的罪犯。
在监狱里，“限减犯”是重刑犯中的“重刑犯”，一般服刑时间都要超过30年。
“他们几乎人人都有命案，自认为刑期比命还长，每个人都是监管改造中的‘不定时炸弹’。”童亮直言，监区工作也因此被看成守着“火山口”，“必须始终保持警惕，否则随时可能发生恶性案件，危及场所和民警的安全”。
对于监狱民警而言，如何管理、改造这些重刑犯就变得极具挑战：羁押年限长、情绪波动大、服刑期间常有轻生念头，有些甚至千方百计想脱逃。
童亮称，被判处这一刑罚的罪犯，多是实施了严重的暴力型犯罪，或者多次实施暴力性犯罪，许多人对前途感到悲观失望、心理发生严重扭曲，对抗改造情绪特别严重，“他们一般在服刑几年后，发现减刑遥遥无期，往往会出现情绪失衡。这期间很容易冲动，因小事与他人产生矛盾”。
减刑曾是他们改造的最大动力，但大多因刑期过长，重获自由的希望极其渺茫。2016年11月，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进一步从严了减刑执法标准，更多的重刑犯也因此要在监狱中度过余生。
“新规调整后，我们需要让他们在高墙内找到新的奔头。”童亮说，为了应对新的挑战，监区更需要进一步加强改造工作，随即开始采取亲情帮教、引入社会资源帮教等一系列措施，想让罪犯在绝望中看到希望。
童亮在第九监区执勤，坚守“火山口”。
特殊“花匠”：特别细心、特别敏感，反反复复地教化
2018年，童亮调任九监区监区长。由于罪犯的特殊性，刚调入监区的头半年，童亮没睡过一个整觉。
“电警棍、对讲机……超过5公斤重的警械装备，值班民警睡觉时也不敢换下。”睡梦中，童亮总是习惯性地交叉双臂，或将手放在腰间的警用装备上，时刻处于防御状态。
童亮解释说，因监管改造任务较重，民警的反应要特别迅速，“罪犯性格都有一些偏激，有一些心理障碍还很严重，有时候想行凶也只是一瞬间，为了能够快速处置危机，监内值班轮休的民警都处于时刻紧张的状态。”
经过多年摸索和实践，童亮和同事们总结了一套针对集中关押模式下对限减犯进行教育改造的工作方法——“四步”教育法，概括起来就是管得住、聊得来、引得巧、教得好。
“管得住是前提，聊得来是突破口，引用巧是关键，教的好是目标。”童亮介绍，“管得住”就是丰富网格化管理监区手段，将罪犯划分为若干个区块和若干个层级的网格，每一个网格都指定专人负责，并明确职责。
与此同时，制定配套的网格化处突预案并反复演练，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在最短的距离，以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手段化解危机。
“管得住”是最为重要的一步。“先要确保监区安全，这直接关系到整个监狱系统的安全稳定。”在此之上，调解员制度就能发挥作用。童亮说，九监区在每个号房都设立了一名罪犯调解员，制定考核奖惩机制，确保矛盾纠纷在第一时间得到化解，达到事前预防的效果。
“我们还会挑选改造表现比较好的罪犯，协助民警参与一些矛盾纠纷的化解，特别是发现有违规、想违规的现象，能够及时劝阻，实现关口前移，第一时间化解矛盾。”童亮说，推行调解员制度后，第九监区平均每年因此消除安全隐患近百起，罪犯从未发生重大违规。
所谓“聊得来”，就是通过不断的交流沟通，聊出他们的思想波动，聊出他们的悔罪心理，让他们形成不能违规、不敢违规、不想违规的思维定式。
童亮直言，在教育感化过程中，也总会出现反复的情况。“有可能是因为一封家书、一通亲情电话或是一幅电视画面，就会让他们产生思想波动，精神受到刺激，情绪发生变化，所以需要反反复复地教化，不能放弃。”
基于职业的特殊性，童亮的性格也变得十分细致，“可能生活上我还是一个很粗心的人，但在工作上同事们都说我特别细心、特别敏感。”
比如，哪怕只是出现一点点异常，就会触发他的敏感神经。“罪犯多洗了一次澡，可能在常人眼里很正常，但在我们看来就有点不正常了，就要排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在藏东西，或者想干什么，这是很细微的感觉，也是一种工作经验和职业敏感。”童亮说。
童亮觉得，虽然限减罪犯的潜在危险极大，但只要履职到位，这些罪犯同样会被感化。“人只是一部分，技术升级也很重要。”童亮也坦言，要进一步加强信息化、智能化配套的措施，融合升级安防措施，探索智慧监狱建设，实现人防跟技防、物防的紧密结合。
与罪犯朝夕相处多年，童亮把自己看成“火山口的种花人”，让罪犯认罪服法、知法守法，让“法治之花”绽放高墙，是作为一名特殊“花匠”的目标和追求。
童亮在监区组织开展教育改造工作，实践“四步”教育法。
“赎罪计划”：修复早已断裂的亲情纽带，帮助罪犯实现改造小目标
童亮初到限减监区时，就注意到了一个一心寻死的小伙儿旭东（化名）。
他了解到，旭东早年混迹社会，误入歧途，伙同他人抢劫并杀害了外婆，被判处死缓。6年间，他的家人从未走进监区探望，母亲也发誓与其断绝来往。
家人的漠视成为压在旭东心底的巨石，深深的负罪感也导致他患上严重抑郁症，多次企图自杀。“活着对我而言，仅仅就是喘气罢了。”旭东不经意的一句袒露，戳中了童亮的心。随后，童亮通过调研发现，近几年在监区有重大违规的罪犯，90%以上都是长期没有家庭帮教接济。
他意识到，真正的症结在于亲情的破裂。为了帮助旭东修复早已断裂的亲情纽带，他和监区民警一次次深入偏远山区，替其寻找家人并开展化解工作，童亮印象深刻，“路很窄，每次都得租一辆三轮摩托车，颠簸几个小时”。
经过3年多的努力，民警们终于做通了其父母的工作，拍摄了谅解视频。看到视频时，旭东哭着对民警说：“我原来真的没抱任何希望，只想早死早解脱，是你们给了我重生的希望，我要改造，我要赎罪！”
用亲情引导罪犯悔罪的办法开始见效。此后，监区民警陆续对42名长期无会见、接济的罪犯家庭进行走访。“他们有的甚至十几年都没和家属见过面，我们帮他们逐一找到家属，接续亲情纽带，特别是在逢年过节时，监区民警会积极安排他们的家属录制鼓励改造的视频。”童亮认为，运用亲情感化是很重要的手段，会让陷入迷茫绝望的罪犯看到一缕阳光。
在疫情之前，监区每年还会开展亲情社会帮教，有的帮教现场令人触动，“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给他们洗脚，很感人。”童亮始终觉得，再凶残的罪犯内心也有柔软的地方，“有的时候这一根神经被你触动，接下来改造上的问题也可能会迎刃而解”。
疫情这几年，面访变得困难，监区因此安上了可视电话，每个月都会安排远程会见，“虽然疫情阻隔现实会见，但还是有办法把这项工作继续往前做。”童亮说。
更为具体的“赎罪计划”是帮助罪犯制定一些容易实现的小目标。比如，有人想捐赠贫困山区的儿童、有人想赡养父母、抚养子女，甚至只是想学一样乐器。
“这些目标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法律效果，还能达到刑法惩戒的目的。”童亮说，目标是根据罪犯的实际情况，由民警来帮助指导制定的，“我们尽量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达成，这是他们的一点期盼和寄望”。
不止于此，监区的民警们还教育和引导罪犯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主动弥补犯罪伤害、履行财产性判项，赔偿、补偿受害人等，最大限度唤醒限减罪犯改造的内生动力，“要给他们点一盏灯，让他们看到希望，有所寄托”。
童亮在监区开展“赎罪计划”，帮助罪犯制定一些容易实现的小目标。
“高墙卫士”：疫情期间不分昼夜驻扎一线，把最难管的人都管住了
从事监狱警察工作20年来，童亮连续多年的除夕都在值班岗位中坚守，“拼命三郎”是同事对他的评价。
“这个称呼不单是指我一个人，是指我背后的监狱人民警察。”童亮说，因为工作性质比较特殊，休息时间很短，监狱警察都是蛮拼的。
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福建省监狱系统数千狱警经过隔离和严格的核酸检测通过后进入到监管一线执勤，有效保障了福建省监狱疫情实现“零感染”。
童亮说，限减监区工作环境艰苦，精神压力大，更要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工作精神，防止限减罪犯在疫情期间趁机煽动情绪，“疫情期间，我们的同事不分昼夜，日日夜夜驻扎在一线执勤。”
当压力袭来时，童亮最经常做的就是运动，“压力大的时候就用运动排挤，有时候也看看书，平时在家也不爱说话，不爱笑。”
这可能是一种职业病的映照。比如，罪犯情绪出现异常的时候，他们总会担心出事，也害怕追责，甚至是晚上电话响起就会觉得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在漫长的高墙岁月里，他们要确保罪犯不因无知而重犯罪恶，不因绝望而放弃生命。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抵达罪犯的内心，帮助他们忏悔往昔，救赎将来。
在童亮看来，教育改造人的事业是很难的，但却也很有意义，“你可能教育了一个人就是挽救了一个家庭，还可能起到教育一片的作用，绝大部分从事这份工作的人一般都会把这份工作当成事业，从内心深处觉得工作有价值、意义，使命光荣，我们把最难管的人都管住了。”童亮说。
谈及未来，童亮希望能够通过系统研究限减罪犯的犯罪构成、动机、成长背景等特点，探索出他们犯罪的原因、凶残的缘由，从而建立预防暴力性犯罪的研究基地。
除此之外，他还想继续提炼一些工作体会、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于重刑犯的教育改造，想多总结一些类似“四步教育法”的工作方法，给从事监狱工作的其他民警一些借鉴和参考。
在这个交织着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罪恶与救赎、绝望与希望的四方高墙内，童亮以奉献和智慧书写着监狱人民警察的荣光，成为一名高墙卫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