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刘半农迅速从一个艳情小说作者，变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钱玄同也是出了名的急先锋，一听老刘的计划，立刻同意了。这两篇文章，迅速成了导火索，点燃了旧派与新派的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论战，其首功，无疑应属刘半农。刘半农还热衷于搜集各地民俗，并因此而丧命。回京后，刘半农又忙着整理资料，未能及时治疗，结果几天后不幸去世。
（《民国大师系列》第42篇）
鲁迅在评价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时，曾专门比较过陈独秀、胡适和刘半农，说道：“如果将韬略比作武器仓库的话，陈独秀的风格是仓库门大开，里面放着几支枪几把刀，让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外面则竖一面大旗，旗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胡适的做法，是库门紧关，门上贴一张小纸条，说：‘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两位都是高人，一般人见了，望而生畏，不上前。可刘半农没有什么韬略，他没有武库，就赤条条的一个人，冲锋陷阵，愣头愣脑。所以，陈、胡二位，让人佩服，刘半农却让人感到亲近。”
刘半农就是这样一个人，愣头愣脑，整个人生都没有规划，时不时让你大吃一惊，但吃惊过后，却又为他的“意外之举”大为折服。
刘半农出生于江苏江阴县一个教师家庭，自幼聪明绝顶，在小学和中学都是屡创纪录的超级学霸，正当所有人都认为他将顺利考取北大、清华时，他却选择了退学，一个人跑到上海去谋生路。
在上海，刘半农找了一份编辑的工作，并开始大量地创作小说，不过千万别以为这位学霸是想实现文学的梦想，其实他写的都是些不入流的艳情小说、消遣小说，目的无非是为了多赚稿费。
几年后，报社停业整顿，刘半农的编辑工作也走到了尽头，只得回老家。没有了收入，一家人过得非常艰难。然而，就在这时，老天爷却扔下了一块天大的馅饼——北大校长蔡元培竟然给他寄来了教授的聘书！这个大馅饼砸得刘半农半天缓不过劲儿来，不过这就是事实，一个中学还没毕业的写艳情小说的人，竟然当上了北大的教授！
老刘的人生够出人意料了吧？别急，这才刚开始呢！
在北大，刘半农迅速从一个艳情小说作者，变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当时，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刚崭露头角，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块阵地，刘半农为了更彻底地打击复古守旧派，就找到好友钱玄同，跟他说了自己的计划。
钱玄同也是出了名的急先锋，一听老刘的计划，立刻同意了。于是，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发表了一篇署名“王敬轩”的文章：《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以一个守旧派卫道士的身份，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大肆辱骂。而在同一期，还有一篇文章，名为《复王敬轩书》，署名“本社记者半农”，对王敬轩的观点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批判。
其实这位“王敬轩”，就是钱玄同，故意跟刘半农一唱一和，将守旧派卫道士的丑陋嘴脸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将新文化运动的先进性衬托得无比伟大。
这两篇文章，迅速成了导火索，点燃了旧派与新派的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论战，其首功，无疑应属刘半农。苏雪林曾说：“（刘半农）虽不足与陈、胡方驾，却可与二周并驱。事实上，他对新文学所尽的气力，比之鲁迅兄弟只有多，不会少。”
然而，就在刘半农在北大声名鹊起，以“中学肄业的大学教授”的身份成为传奇人物的时候，他却再一次出人意料，选择了出国留学，要考一个响当当的博士学位回来。
当时，欧洲刚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萧条，刘半农在巴黎的生活极为拮据，经常吃不上饭，头发也没钱理，长得像个野人，连同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都看不下去了，骂他为中国人丢脸。但刘半农生性洒脱，丝毫不以为忤，还把住的地方起名叫“花子窝”。有一次赵元任夫妇去看他，想拍张合影，刘半农竟然让大家坐在地上扮乞丐，伸着手作乞讨的样子，让赵元任哭笑不得。
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刘半农却考取了世界上公认最难考的法国国家博士，博士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也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大奖，成为第一个获此大奖的中国人。
在英国伦敦留学时，刘半农还写过一首歌，叫《教我如何不想她》，被赵元任谱上了曲子，迅速成为流行歌曲，影响极大。值得一提的是，“她”这个字也是刘半农首创的，原本汉字中没有表示女性的第三人称，到了清末民初，通常用“伊”来表示，刘半农便专门造了个“她”字，还有表示物的“它”，一直沿用至今。
这首歌在当时极为流行，很多女生都以为词作者是一位风度翩翩的佳公子，对他很是崇拜，然而等见到了本人，却是又黑又土的一个半老头子，都极为失望。刘半农听说后，风趣地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来共饮一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刘半农兴趣极为广泛，爱一行干一行，而且还都干出了名堂，除了语言学上的大师级地位之外，还是著名的诗人、小说家、杂文家、翻译家、民俗学家、词作家、摄影家等等。
有一次，刘半农心血来潮，想研究全国各地方言中的骂人的话，就专门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征骂”启事。启事一登出来，刘半农立刻成了世上“最可怜”的人：走在路上，有人用方言骂他；上课的时候，学生们用各地的方言骂他；回到家，也不得安宁，还有很多人专门登门骂他。刚开始刘半农还颇为自得，都一一记录了下来，但没过几天就受不了了，赶紧又去报纸登了条“结束”启事，这才缓过劲儿来。
刘半农还热衷于搜集各地民俗，并因此而丧命。那是1934年6月，刘半农带着几个人远赴蒙古，考察蒙古族民俗。虽然旅途艰苦，但刘半农最擅长的就是苦中作乐，经常给大家讲个笑话，搞个恶作剧之类的。晚上睡觉时，还把自己的行军床摆在屋子中间，躺在上面一动不动，开玩笑地说，我这是停柩中堂啊！谁也没有料到，这句玩笑话，竟然成了他的死谶。
在走访的过程中，刘半农被蚊虫叮咬，这本是寻常事，大家也没在意，却不料感染上了疾病。回京后，刘半农又忙着整理资料，未能及时治疗，结果几天后不幸去世。
在追悼会上，北大校长蒋梦麟亲自主持，胡适在介绍他的生平时，几度哽咽，全场师生齐声痛苦。
后来有人评价道：“五四那一辈，认真者往往认真过分，只认死理；潇洒者，又往往难有所成。像刘半农这样的人物，实在教人无比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