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英国国内经济增速持续处于低水平，失业率不断攀升，无法实现社会公平的有效调节，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各领域社会矛盾激增，各种不满情绪在社会上蔓延开来。近年来，移民问题、难民危机困扰着整个欧洲。合流背后是西式的民主赤字2013年，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为了缓解党内的“疑欧”压力、平抑日益强烈的“脱欧”呼声、争取更广泛的选民支持，承诺大选连任后将举行“脱欧”公投。
英国从2016年开启“脱欧”进程以来，其间两易首相，一度陷入僵局。作为两种关联性甚少的社会思潮，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呈现出一种罕有的合流趋势，在搅动英国政局的同时，亦深刻影响着英欧关系的发展和全球经济复苏与政治稳定。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的起点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本系两种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首先，民粹主义的“民”与“粹”、大众与精英，主要是从国内政治的视角而言的；民族主义的民族则更多是从国际政治、民族国家的视角而言的。其次，民粹主义一般以权贵、精英与民众、大众等社会身份来划分“我们”和“他者”；而民族主义通常是以族群特性来区分“同胞”和“外人”的，其他社会身份，如阶级、党派，则很少成为划分界限的标准。最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之间侧重于一种建构关系，而民粹主义与后者则是一种逆向的解构关系。在社会思潮的宏观图谱中，二者相互独立，各自发展。
透视民族主义的核心概念“民族”，其具有一种建构起来的群体特性，体现着个体对民族共同体的归属与认同，有着共同的目标、信仰、历史记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但这种价值认同有时是远离理性的，它往往只需要满足一个条件——即面前的对象是“我们的”即可，而这与民粹主义的核心概念“民众”多有重合。于是，核心概念上的重合便首先成为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的起点。其次，民粹主义“民众”与“精英”、民族主义本民族与他民族都有着相似的二元对立关系和由此产生的排他性、攻击性特点，再加上两种思潮都有着概念模糊化、内核空心化、人为建构化、倾向极端化的特点，犹如变色龙一般可以适应、依附不同的价值观念与政治诉求。再次，纵观“脱欧时代”的大众动员过程，二者都推崇“民众”的力量及其所赋予的道德合法性，民族主义者会不时采用民粹式的动员策略，民粹主义者也常渲染民族主义的排外主张。复次，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固有的矛盾和张力，以及传统民族主义在今日欧洲新背景下的框架转变，导致保守的民族主义向民粹主义发展。最后，亦不容忽视的是，当民粹主义成为激进派获得合法性的捷径和用来谴责不同声音的有效工具时，则容易与其他思潮走向合流。且社会思潮与一般的社会意识不同，它具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和强烈的现实干预性。
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 “脱欧”话语
一般说来，经济萧条引发社会危机是民粹主义兴起的社会根源。近年来，英国国内经济增速持续处于低水平，失业率不断攀升，无法实现社会公平的有效调节，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各领域社会矛盾激增，各种不满情绪在社会上蔓延开来。因而，类似“收回我们的边界”“夺回我们的控制权”“拿回我们的国家和主权”这样简单而极具煽动性的口号在民众中引发共鸣，煽动起民粹情绪。民众对自身遭遇不平等待遇的感受空前放大，在社会上引发阶层怨恨，民粹情绪潜滋暗长。中下层民众不愿再为精英阶层和富裕地区“牺牲”，不惜以极端方式谋求改变，而既得利益群体则希望维持现状，贫富阶层空前对立。这也就不难理解经济不振的英格兰北部“锈带”工业区、贫穷落后地区、老年人群多支持“脱欧”，而伦敦等繁华都市、发达地区、年轻人多支持“留欧”。公投前多数下议院成员认为“留欧”最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而公投中却有51.89%的公民选择“脱欧”，巨大反差的背后是民众与精英阶层隔阂对立情绪的彰显。
反对传统精英、反对既有体制、反对主流政治的民粹主义特征在“脱欧时代”的全民辩论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根据英国财政部的数据测算，“脱欧”将使英国每个家庭损失4300英镑。纵使数据翔实，依然被民众视为“谎话连篇”，其“脱欧后英镑将贬值”的忠告亦收效甚微，政府公信力面临巨大挑战。在民粹情绪笼罩下的英国，比起“说了什么”“依据什么”，英国民众更加关注“是谁在说”，只要是精英们说的就通通反对。不同意见的针锋相对并未促使英国民众审慎思考、冷静决定，“沉默的大多数”只顾着用手中的选票表达相对剥夺感作用下的怨恨情绪与不满。
近年来，移民问题、难民危机困扰着整个欧洲。在民粹主义的怂恿与蛊惑下，欧盟与难民移民成为英国国内各种社会矛盾的“接盘侠”。英国民众认为外来移民抢走了他们的饭碗，导致失业率攀升、生活质量下降的同时，还挤占社会公共资源，给社会治安带来巨大影响，直接触及自身的福利、医疗、教育利益，加上恐怖袭击事件频发，民众的不安全感增加，难民问题引发强烈不满，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脱欧”派认为，身处欧盟付出多于回报，麻烦大过好处，不如“一脱了之”。英国对欧盟始终缺乏归属感，其民族心理上始终伴随着“独善其身”的疏离感。这种民族心理自然而然地体现在英国利益至上且超然于欧洲的外交政策上。若即若离的民族心理、若隐若现的帝国自信、一脉相承的外交政策、不容乐观的经济困境等多种现实因素共同作用，促使英国按下“脱欧”键，开启了“脱欧时代”。
2019年3月，英国议会网站发起的一份题为“撤销第50条，继续留在欧盟”的请愿书共有6103057人签名请愿，创下英国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一度致使网站崩溃。请愿书写道：“政府一再声称脱欧是‘民众的意愿’，我们现在需要证明公众支持留欧的强大力量以拆穿这种说法，让英国留在欧盟。”此后，更有数万名英国民众走上伦敦街头游行示威，要求进行二次公投，游行以“交给民众决定”为名，“最佳协议是不脱欧”“停止脱欧”“停止这场混乱”“我们要民众投票”“我热爱欧盟”的横幅标语随处可见，群情激奋。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呼吁：“不论当初你的投票选择是什么，如今有目共睹的是脱欧已经一片狼藉，是时候把最终的选择权交给英国民众自己了！”
由此可见，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合流的影响下，英国民众总是寄希望于公投能够“浴火重生”，殊不知两种思潮合流下的二次公投只会使英国陷入更加危险的深渊。“脱欧时代”也让世人深深领教了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可怕的“杀伤力”。
合流背后是西式的民主赤字
2013年，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为了缓解党内的“疑欧”压力、平抑日益强烈的“脱欧”呼声、争取更广泛的选民支持，承诺大选连任后将举行“脱欧”公投。2015年，“留欧派”的卡梅伦为兑现竞选承诺表示将提前举行公投，在预判“脱欧”公投无法通过的前提下，希望借助此次公投增强自身的政治优势，扩大政党的政治利益，从欧盟方面争取更多权益。一些政客更是利用民粹策略煽动民族主义，于是，当民族主义被解构成精英与民众的关系或者权力与利益时，它就不再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操纵的过程了。政治精英本该以国家利益为重、民生社稷为先，谋求社会最广泛共识，但在西方选举政治的场域中，选票为先、选票为重，政治精英为谋求自身与政党利益、追求政治资本与选票筹码，忽视“议会至上”的政治原则，铤而走险，不惜煽动极化思潮、诉诸全民公投来为自身谋求合法性支持。民粹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实用的资源，可用于构建政治身份并确定政治对立和冲突的路线。这样看来，“脱欧时代”的开启并非偶然，英国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合流的背后，既有新一轮世界民粹主义浪潮这只“无形之手”的助推，也有英国政坛精英们“有形之手”的策略选择。
公投结果一经公布，举国哗然，民众大呼“我们后悔了”“想和欧盟多待会儿”，当天便纷纷签名请愿要求举行二次公投。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拥有完善的英式民主政治，却使关乎国家与民族重大利益的公投俨然变成了一出闹剧。人们不禁要问：英国民众怎么了？西式民主怎么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看到“脱欧时代”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合流的背后，是西式民主的透支。以全民政治取代议会政治，以公投形式的直接民主取代成熟可控的议会民主，公投这一民主形式完美地契合了民粹主义“复杂问题简单化、重要问题情绪化、矛盾处理极端化”的逻辑，使得民主异化为民粹。昔日风光无限的西式民主陷入“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导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盛行，国家治理缺乏持续性、有效性。公投结果公布后，占据英国国内网络搜索排行前列的居然是“欧盟是什么”“脱欧意味着什么”，表达公众对于未来不确定性担忧的同时，不禁令人反思公投的严肃性与科学性何在。正如英国工党前欧洲事务大臣瓦兹所言：“此次公投主要来自英国民众的感情用事与一己私念而非冷静的思考。”政治精英看重政党利益与政治权力“借题发挥”，普通民众不明所以，民主的透支与泛滥，只会使国家利益沦为牺牲品。所以说， “脱欧时代”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的背后是“民主的赤字”，它撕裂了英国社会，侵蚀着其制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大数据时代西方民粹主义的发展动态及其批判研究”（17AZD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范丽丽 林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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