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术副校长吴岳良仍然记得43年前的一道高考题。吴岳良主要从事基本粒子物理和量子场论以及宇宙学的研究，是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首席科学家。江苏省最好的大学是南京大学，所以我报了南大。吴岳良：由于高考制度曾中断10年，所以我班里的同学各个年龄段都有，最大的是32岁，我16岁，年龄差了一半。但由于事先不知道要注册，最终学分没有作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术副校长吴岳良仍然记得43年前的一道高考题。那道结合了电学和力学的物理难题，连老师都拿不准答案，但他做对了，取得了全县最高的物理成绩，考上了南京大学物理系，由此开启了他的物理人生。
吴岳良主要从事基本粒子物理和量子场论以及宇宙学的研究，是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首席科学家。他回忆说，在南京大学上选修课时，自己就对粒子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在他心里种下一颗种子，激励他跟随最好的老师，学习和研究最前沿的领域。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术副校长吴岳良。受访者供图
从小爱拆装物品了解原理
新京报：作为理论物理学家，你从小是如何对物理产生兴趣的？
吴岳良：我1962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市太华镇太平村，初中才接触到物理。物理老师是我们本村人，比较熟悉，我喜欢听他的课。这位老师开门办学，当时我父亲是开汽车、拖拉机的，他就请我父亲去讲汽车发动机工作的过程。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对各种物件原理也很感兴趣，经常把东西拆装摆弄，研究手电筒为什么会发光，锁是怎么开的，总之就是要弄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和原因。
新京报：读中学时，学习环境是什么样的？
吴岳良：我们村里只有小学，中学在镇上，离家比较远。我和同学每天上学来回要走15里路，有的还是山坡路，风雨无阻。冬天大家起床时天还没亮，晚上到家天都黑了。
我家里重视教育，一般农村的孩子回家是要干活的，我的父母让我专注学习，不用干活。由于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要看劳动表现，所以暑假我会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并且劳动表现特别好。在同龄人中，我插秧最快。除了种田，我还要上山砍柴。
我们那时候小学是五年制，初中和高中都是两年制。我读中学的时候生病了，初中和高中各休学了一个学期，这两个学期我在家自学，成绩也还不错。这也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他没念过书，全靠自学，他当过会计、文书，觉得文化知识特别重要，所以无论如何也要让家里的四个孩子读书。
曾因表现优秀提前“感受”高考
新京报：1977年，得知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重新恢复时，你的心情如何？
吴岳良：得知有高考机会了，我们很兴奋。我当时只上了一年高中，又自学了半年，不属于应届生，但学校推荐优秀生可以去参与考试，我是被推荐的两名优秀生之一。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心想今年没考好，下一年还有机会，老师也让我去经历一下考场。那时候是先填志愿后考，我父亲说要考就考北大和清华，我就填了这两个志愿。当时我们和“老三届”一起上了考场，一起参加考试的还有我的老师。
新京报：1978年真正高考时，你还记得是如何备考和填报志愿的吗？
吴岳良：第一次高考我毫无压力，很轻松，但高中毕业正式参加高考就不一样了。这一次，我报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学。我中学生病得的是急性风湿性关节炎，冬天农村山里很冷，我经常看书看到晚上十一二点，早上又要早起，所以容易犯病。想到北方气候寒冷，还有风沙，父母和我都担心身体吃不消。江苏省最好的大学是南京大学，所以我报了南大。
当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高考可以改变人生轨迹，但我仍然认真备考、主动学习。我们的教材非常简单，光靠书本复习是不行的。我有一个舅舅是老三届的高中生，我看了他的资料，我还有个小姑父当过中学校长，也帮我找了一些资料供我自学。
中学老师也积极帮我们复习，他们虽然在镇里教书，但本身都是大学生，是响应号召到农村支援的。他们对于农村孩子能否考上大学，心里也没数，所以拼命想把他们所有的知识都给我们讲清楚。现在回忆起老师的辛苦，我仍然很感动。
考上大学经历激励同村人备战高考
新京报：当时参加高考也有家长送考吗？考试难度怎么样？
吴岳良：高考时，我们是到另外一个大的镇上考试，住在那里。我的父母和老师很重视，也在那里陪着。中午，我们到一个亲戚家吃饭，他家做了营养午餐，当时正值夏天，还有西瓜和冷饮。
当年的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政治、数理化。考完以后，每道考题我都记得，有一道电学和力学结合的物理题，我和其他同学对了一下，基本上没人跟我是一样的，老师也觉得可能是我做错了。那道题20分，我算总分时想，如果这道题我答对了，考上南大没问题。后来证明那道题只有我做对了，我的物理成绩在全县是最高的。
我记得语文考卷很难，我们班只有两个人语文考了及格，我是其中之一。后来去了南大之后，我才知道，大学同学里也有很多人语文没有及格。我觉得语文很重要，如果语文不好，把数理化学得很好也难。因为很多题在审题时，需要好的阅读理解能力。
所以我一直比较重视语文，我上三年级刚学写作文时，我父亲就鼓励我给新华社投稿。虽然对方没有用我的稿子，但给我寄来了材料并且鼓励我，对我影响很大。
新京报：是否记得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的场景？考上大学给身边的人带来哪些影响？
吴岳良：我觉得自己起码可以考上一所大学，当时有的老师建议我不要报那么高，让我填个垫底的学校，好像是填了当时很少有人报考的矿业大学。但我心里还是希望考上重点大学。
1978年，全国出现了大范围的干旱。参加完高考，我就投入了抗旱斗争，帮助父亲组装抽水机。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得比较晚，父母和我都在焦急地等待，我们甚至还想过，是不是因为我生过病身体不好，所以没被录取。后来是我正在田里干活时，别人告诉我通知书到了。
我考上大学在村里和镇里也引起了轰动，很多人受到激励、有了信心，复习两三年也都考上了大学。我自己的两个弟弟后来也考上了大学。
晚上为多学一小时去平房排队“抢位”
新京报：在大学读书时，大家的学习状态和生活条件怎么样？
吴岳良：由于高考制度曾中断10年，所以我班里的同学各个年龄段都有，最大的是32岁，我16岁，年龄差了一半。
大家学习都很用功，但在他们看来，我更加努力。当时南大是10个人一个宿舍，我坐在寝室里学习，不管周围人如何玩闹，我都能不受外界干扰，坚持学习。南大教学楼晚上10点关灯，但有两个平房11点关灯，我们就到平房去抢位置，争取多学一个小时。此前我的英语成绩不好，到了大学，我从早到晚背单词、补短板，还学了俄语作为第二外语。这段经历后来帮了我，因为我博士毕业那会儿，需要会第二外语。
在大学，我们的伙食也不错，由于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得到了最高的助学金，每月伙食费好像是14.7元，有时候花不完。最早我们是8个人一桌，男生喜欢女生多的餐桌，因为女生吃得少。那时候没有学费和住宿费，我们只需从家里把被褥拿过来。
新京报：大学对你有何影响？同学们的去向如何？
吴岳良：南京大学的老师很好，有这么好的师资资源，我一直在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总有一种知识是学不完的感觉。南大最早实行学分制，我每个学期修了好多学分，按照学分，我至少可以提前半年毕业。我还选了多门选修课，我对粒子物理感兴趣，也是因为上了选修课。当时我是和77届的学生一起选修，他们比我早学了半年，后来一起参加考试，我考了第一名。但由于事先不知道要注册，最终学分没有作数。
由于兴趣使然，我学习很主动，通常在暑期的时候，我已经把下学期每门课程的一半内容自学得差不多了。所以老师讲课时，我就再把知识巩固一下。当时平均各科95分可以当三好学生标兵，我就获得过这个荣誉。
我所学的是核物理专业，毕业时，有些同学分到了四川绵阳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北京九所。核武器技术专家程开甲曾是南大教授，我们毕业前，他动员我们到原子弹试验基地工作，有的同学响应号召就到了那边。在南大，我们还见过核物理学家吴健雄先生（尊称）、核物理专业“元老”施士元先生，施先生是居里夫人的学生。他们对我们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大多数都走上了科研的道路。
师从“两弹一星”元勋，做科研不怕吃苦
新京报：毕业后为何选择考中科院的研究生？
吴岳良：我成绩好，如果选择留在南大读研，可以走免试推荐的渠道。这时又是我父亲起了关键作用。他看我身体没什么问题了，就鼓励我往首都北京考，去最好的研究单位，跟最好的老师学习。
大二时，大学老师曾经和我们讲，中国最前沿的学科就是理论物理，最好的科学家都在中科院理论物理所。1980年，理论物理所有四个老师同时当选为学部委员（院士），所长是“两弹一星”元勋奖章获得者彭桓武先生。所以我毕业时选择报考理论物理所。当时考题还是相当有难度的，我每个科目分数线也就是及格左右。
新京报：1982年来到理论物理所后，你在什么样的机会下跟随“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攻读硕士和博士？他给你带来了什么影响？
吴岳良：理论物理所比较开放，来了之后还可以进行师生互选。我选择周老师后，他要面试我，我以为会考一些难题，还做了充足的准备，结果他一道题都没有考我。
周老师问我为什么选理论物理，有没有兴趣？他特别提到，做理论物理是要吃苦的，国际上做得好的理论物理学家，都是没有周末的。他还要我坚持下来，要有奉献精神。这些教诲对我日后从事研究工作有着深远影响。我们从事的是最前沿的、最基本的问题研究，探索的是自然界的未知世界，所以我也是越学越有兴趣。
我记得写第一篇英语文章的时候，周老师让我们先打草稿，后来稿件被他改得“面目全非”。他幽默地和我说，科技是需要创新的，但外语不需要创新，这些句型句式要背下来。
周老师对待学生非常好，读研究生时，我们的伙食还不错，但大家都是年轻人，老师觉得我们比较瘦。有时候周末讨论结束后，他会带我们去餐馆改善伙食，他说这是他的老师彭桓武先生留下来的传统。
在科研方面，周老师也给了我很多启发。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很独特，比如二次讨论时，我们把上次讨论好的问题整理好给他，但他不看，而是从头开始推导。他说，重新推导可能有新的想法。他告诉我们，看文献要从最新最前沿的论文读起，遇到看不懂的，再查找其他参考文献。但看文献不能完全跟着论文作者的思路走，要会跳出来思考，形成自己的想法，把文章内容消化后，变成为自己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知识。
新京报：在国外留学后，你为何放弃优渥条件，选择回国工作？
吴岳良：1987年博士毕业后，基于理论物理所对研究生培养的理念，鼓励我们要敢于到国际上去竞争，提高国际竞争力，经过李政道先生的推荐，我赴德国进行博士后研究，继续从事粒子物理理论研究。
记得博士毕业前，周老师曾经问我，将来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是否能放弃自己的研究，服从国家的需要？我当时的回答让老师感到满意。他的老师彭桓武先生也说过——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找理由。
我在德国、美国从事一段时间研究后，一些人觉得美国条件不错，选择留下。有同事到了华尔街工作，工资很高，写信问我要不要来。但我1996年选择了回国。
建议考生到大学后拓展知识面，主动学习
新京报：近些年，你一直在参与科普活动，包括到贵州的偏远山区去做科普，你希望科普给孩子们带来什么？
吴岳良：目前很多社会活动我都可以推掉，但面对中学生的科普活动，我尽量都要参加。我在国外工作了近十年，当时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一些研究人员在国外期间研究成果比较突出，也很高产，回来后似乎达不到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研评价的导向和学术交流的氛围存在问题。所以我在担任理论物理所所长期间，目标之一就是希望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
另外，国外好多科研机构都有outreach program，就是针对大学生和中学生的拓展项目。所以我认为应该给中学生、大学生做些科普，给他们带来一些启迪。
新京报：对于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你有何期待？对他们未来读大学有何建议？
吴岳良：和我们那时候相比，现在的考生初中和高中有六年，他们学的知识足够多。希望他们不用太紧张，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考出好成绩。
中学阶段，要学会如何掌握知识；大学阶段要扩展知识面，主动学习，学会应用知识；到了研究生阶段，要学会创造知识。
新京报：对于有意报考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学生，你有什么想说的？
吴岳良：欢迎大家报考国科大，我们的本科生教育集中了整个科学院的优质资源力量。每个学期，本科生都可以到研究所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去实习。他们可以找自己喜欢的老师，从事自己喜欢的方向。本科生一来就有学业导师，大家还有两次选专业方向的机会。
国科大基础条件好，学生的选择性大，大家能够真正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和方向。
人物简介
吴岳良，男，1962年2月出生，江苏省宜兴市人。理论物理学家，200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术副校长。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首席科学家。
他主要从事基本粒子物理和量子场论以及宇宙学的研究。在基本粒子物理与量子场论、引力量子场论与统一场论及量子宇宙物理等领域做出了一系列独创性工作。
新京报记者 张璐
编辑 樊一婧 校对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