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1921年7月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传播，但新的革命运动总体还处在酝酿和准备期。1921年6月，郭沫若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在东京成立了文学社团“创造社”。1921年7月初，郭沫若由日本回到上海，开始精心筹办《创造季刊》，并筹划出版“创造社丛书”。郭沫若自己的家庭生活也因经济收入极不稳定，而陷入困境。郭沫若通过黑夜必将消逝和光明必将到来，预示革命的最终胜利。
文/慕津锋
诗集《前茅》是郭沫若1928年出版的一本著作。该书为“创造社丛书”第二十二种，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诗集《前茅》共收录郭沫若诗作二十三首，包括《前茅》（序诗）《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留别日本》《上海的清晨》《励失业的友人》《力的追求者》《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怆恼的葡萄》《歌笑在富儿的园里》《黑魆魆的文字库中》《我们在赤光之中相见》《太阳没了》《前进曲》《暴虎辞》《哀时古调九首》。除《暴虎辞》作于1921年，《黄河与扬子江对话》和《哀时古调》(共九首)作于1922年，《太阳没了》作于一1924年外，其余都写于1923年。该书由目次、序诗、正文三部分组成，正文55页。
1928年1月15日，《前茅》付排；1928年2月10日，该书第一次出版，初版本共印制3000册；1928年11月15日，该书再版，二版共印制1000册。
诗集《前茅》体现出郭沫若二十年代上半期在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倾向”，这与他同一年代出版的另外三本诗集《女神》《星空》《恢复》均有所不同。《恢复》和《女神》表现出郭沫若的革命理想主义，《女神》是通过幻想的形式、夸张的形象来表现；而《恢复》则是通过现实中革命者具体的情操、行为来表现。《星空》则反映了诗人当时在思想感情上处于一种既对现实有了更深的憎恶和不满，但又希望自己能在大自然里或者在超现实的空幻境界里，找寻暂时的逃避和慰安的矛盾状态。
自“五四运动”退潮后，郭沫若同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陷入了苦闷与彷徨之中，他曾经激情澎湃的诗歌创作似乎也已经过去，他认为自己“像产生《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没有了”。虽然1921年7月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传播，但新的革命运动总体还处在酝酿和准备期。在这个酝酿和准备期中，很多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对中国现实有深切了解的新文学运动旗手鲁迅在内，都由于一时未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内心感到“寂寞荒凉”。郭沫若也是如此。虽一直在日本学医，但郭沫若早就感到医学根本救不了中国，在他看来更能唤醒民众的是文学。为此，郭沫若努力探索着中国文学的革命之路。1921年6月，郭沫若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在东京成立了文学社团“创造社”。1921年7月初，郭沫若由日本回到上海，开始精心筹办《创造季刊》，并筹划出版“创造社丛书”。1921年8月5日，郭沫若诗集《女神》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女神》是“创造社丛书”的第一本。该诗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是现代最优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作。1922年5月1日，郭沫若等人精心打造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在上海出版。创刊号醒目的封面上画有怀胎十月的夏娃，她望着一艘桅高帆满的航船环绕地球漫游，她期待远征的孩子们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宇宙。
这一时期，郭沫若还写出了以《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和《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为代表的“大文章”，并创作了大量诗歌、小说，还翻译出《茵梦湖》(施笃谟作）（1921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原作）（1922年4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由于五四运动倡导反对封建婚姻、争取妇女解放，《茵梦湖》、《少年维特之烦恼》翻译出版后，深受中国读者、特别是年轻知识女性的欢迎。
1923年3月，郭沫若在日本大学毕业。虽说可以独立行医，但他却不能再继续享受官费待遇。唯一固定的经济来源断绝之后，其生活一时难以为继。从日本回到上海后，郭沫若“生计亦不裕，或竟窘”，于是他“勤奋地著译，靠卖稿为生。”1923年，他翻译了德国尼采的《查拉图斯屈拉钞》。1924年1月 ，他翻译的《鲁拜集》（波斯莪默伽亚谟原作）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在上海的这一段时间，郭沫若对文学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精力。他先后与创造社朋友创办了《创造周报》《创造日》，还积极参加各种文学活动，不断发表演讲、起草众多文学宣言。他曾前往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上海大学和中华学艺社年会发表题为《生活的艺术化》《印象与表现》《文艺之社会的使命》等演讲。他在为中华全国艺术协会起草的《宣言》中，呼吁一切爱和平、爱自由的青年艺术家赶快“觉醒”，将艺术的熏陶“普及于人寰”。郭沫若在这里所说的“艺术运动”，是富有革命意味的。在为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所写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郭沫若高呼“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宣称“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
这一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也进入了新阶段。1922-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农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工人相继进行了一系列较有影响的罢工运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香港海员罢工”、“开滦煤矿罢工”、“ 二·七 罢工”）。这些罢工运动显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伟大力量；同时南方的中国农民运动，也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蓬勃地开展起来。中国共产党所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这些都为之前陷入低潮的中国革命带来了新鲜血液与希望。这种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让陷入苦闷期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倍受鼓舞，他们热烈欢呼中国革命新时代的到来，这其中就包括了诗人郭沫若。虽然这一时期，郭沫若与他的创办的创造社遭遇了极大的困境。1923年10月底，杂志《创造日》在出完第一百期后宣告停刊；1924年2月，《创造》季刊宣布终刊；《创造周报》也陷入艰难窘境。郭沫若自己的家庭生活也因经济收入极不稳定，而陷入困境。但这都丝毫没有影响郭沫若对于革命光明的追求。
经过时代思潮的洗礼，郭沫若开始对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文艺要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成为郭沫若创作诗集《前茅》的宗旨，他开始摆脱自然和泛神论的影响，告别苦闷、孤寂和彷徨的情绪，积极正视现实，开始反映人民的疾苦，歌唱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带给中国的希望。郭沫若认识到要想结束中国军阀连年混战的罪行，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给中国广大人民带来的极大的灾难，只有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才能消灭这些“毒菌”（督军）和“菌队”（军队）。
正因如此，郭沫若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辞别了《星空》中那种“沉深的苦闷”和“低徊的情趣”，开始正视坎坷的现实，以粗犷的声调歌唱革命。他看出，假使不象“俄罗斯无产专政一样，把一切的陈根旧蒂和盘推翻，另外在人类史上吐放一片新光”，中国就“永远没有翻身的希望”(见《前茅》中《黄河与扬子江对话》、《上海的清晨》、《前进曲》诸篇)；他预感到“静安寺路的马路中央，终会有剧烈的火山爆喷”，他要同“世上一切的工农”一起，“把人们救出苦境”，“使新的世界诞生”(见《前茅》中《黄河与扬子江对话》、《上海的清晨》、《前进曲》诸篇)。
《太阳没了》是郭沫若1924年初为世界无产阶级领袖列宁逝世而作，该诗是诗集《前茅》中的重要一篇。诗人描画出全世界劳苦大众对失去伟大革命导师的无限哀痛，颂扬了列宁的伟大功绩。在诗中，郭沫若说他要秉着“赤诚的炬火”，同全世界劳动人民一起，继续做“逐暗净魔”的工作。这首诗在“四海的潮音都在同声哀悼”的时候，给读者以革命的鼓舞。
《我们在赤光之中相见》则是《前茅》中一首耐人歌吟、启人深思的诗篇。郭沫若通过黑夜必将消逝和光明必将到来，预示革命的最终胜利。他没有用直接告白的方式表露自己的革命热情，而是用一连串富于象征性的诗句显示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黑暗腐朽的反动统治终必灭亡，人民群众的革命理想终必实现。
但创作《前茅》的郭沫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还处于萌芽阶段，他对无产阶级的了解还更多只是停留在口号上面，并未真正与实践相结合。这使得这些诗缺乏生活实感，有概念化的问题。正如郭沫若在《前茅·序诗》中写道：“这几首诗或许未免粗暴，/这可是革命时代的前茅。/这是我五六年前的声音，/这是我五六年前的喊叫。”对于《前茅》在艺术上的缺陷，郭沫若曾坦诚地说过：“《前茅》并不高妙，只有点历史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作“革命时代的前茅”这一点上，这些诗尽到了历史职责。诗人在创作这些诗歌时也开始自觉地站在了时代的高度，用自己理性的思想和社会责任来指导创作，诗人郭沫若做出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贡献。
1924年4月，迫于生活压力，郭沫若再次前往日本。为了寻求革命之路，这一年的春末到夏初，郭沫若在日本开始翻译河上肇的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郭沫若边读边译，他感到以前自己听到的列宁是暴徒的传闻真是无稽之谈，他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其实很有价值。对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中的部分内容，郭沫若则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为河上肇不赞成早期的政治革命之企图其实不是马克思的本旨。为了保证自己翻译尽可能准确，郭沫若特请友人何公敢借来《Soviet Russia》（《苏俄杂志》）。根据这本杂志，郭沫若将书中有关章节的引文又极为细致地校改了一遍。1924年7月1日晚，郭沫若校完末章《政治革命后俄罗斯之经济的地位》的最后一句后，情不自禁地在后面加上了一段“附白”，说“此文于社会革命之道途上非常重要，国人对此颇多误解，有人以为列宁改宗，遂援引为例，欲于中国现状之下提倡私人资本主义者，这真是污辱列宁，遗害社会了。译此文竟倍感列宁之精明和博大，追悼之情又来摇震心旌，不禁泪之潸潸下也”。
这次翻译使得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系统了解，为此他曾说过：“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郭沫若确信“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翻译完成后，郭沫若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其政治思想开始转变。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转变带来了他文艺观的变化。自此之后，郭沫若开始注重文学的社会性，他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分析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以及如何认识中国社会革命的对象。
1926年，根据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学习了众多无产阶级理论后，郭沫若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明确了文学的时代精神与社会使命。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时代精神一变，革命文学的内容便因之而一变。”同时，郭沫若还强调文学的现实性与战斗性，“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在革命途上的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士的咒文，是革命豫期的欢喜。”他号召广大进步的文艺作家要紧跟时代步伐，“你们要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你们要把文艺的主潮认定！ 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
在革命大潮的鼓动下，1926年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经历血与火的生死考验。1927年9月，郭沫若在中国革命陷入低谷时，毅然在瑞金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挂在简陋教室墙上的党旗，郭沫若高举起他那只创作过诗歌《女神》《前茅》的右手，双目紧盯着党旗上的镰刀和斧头。在领誓人的带领下，郭沫若高声宣读着入党誓词。入党仪式结束后，周恩来、谭平山、恽代英等纷纷走上前向郭沫若表示祝贺和欢迎。从那一年起，郭沫若开始了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革命文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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