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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散文总结(先秦说体文本研究)

时间:2023-06-17 作者: 小编 阅读量: 3 栏目名: 生活百科

先秦诸子散文总结山东大学文学院廖群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秦“说体”研究》,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因此,“说体”的提出和应用,极大地拓展了文学史的研究空间。其一,《国语》《左传》“说体”文本的比对考察。这是该课题以“说体”视角所开辟的新领域。其四,对出土文献中先秦“说体”故事的挖掘,有许多令人惊喜的发现。

先秦诸子散文总结?山东大学文学院廖群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秦“说体”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0BZW032),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先秦诸子散文总结?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先秦诸子散文总结

山东大学文学院廖群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秦“说体”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0BZW032),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说体”是该研究中对先秦源自讲说、以讲述故事为主旨的叙事文本的统称,该成果即是对先秦“说体”文本进行全面挖掘与考察。“说”字取自《说林》、《储说》及《说苑》、《世说》等篇题书名之“说”,该“说”字的含义并非辩说而是叙述。这种叙事文本在先秦有时又被称为“传”“语”等,鉴于这种文体与后世文学性小说的渊源关系,且已被古人集中在“说”字上,如明代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将文学类著作分为“赋部”“诗部”“文部”“说部”、“说”被单列一部,清代更有笔记小说集《说铃》《唐人说荟》及大型丛书《古今说部丛书》,故该项目也将它们统称为“说体”。

“说体”是该成果提出的独创概念,也是考察先秦文学的一种全新视角。以往先秦两汉文学史的撰述和研究,囿于固有的“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史传文学”“政论散文”“辞赋”“小说”等文体分类,形成了各自的研究视点,也就没有给源于讲说的故事文本留下描述空间,使大量极其富于文学意味的叙事文本淡出文学史研究视线,甚至造成了中国古代早期文学长于抒情拙于叙事的误解。其实,先秦存在大量源于讲说、被称为“说”“传”“语”等的说体故事文本,其讲说“母本”虽多湮没无存,但援用这些故事以叙史、以论说、以讲解乃是先秦两汉史书、子书、经说书、辑录书的普遍现象,且正因为这种援用,才形成了诸子寓言、历史散文、史传文学等特有的文学样式和叙事作品。用“说体”这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就可以打破固有局限,从各种著述中采撷、发掘出精彩的故事,不但先秦两汉文学史必提的叙事著作如《左传》《国语》《史记》等会因此而被重新梳理,出现许多以往从未提及的新的话题;那些较难归类或涉猎不多的著作,如《韩非子》《吕氏春秋》《新书》《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新序》《列女传》等,更会被纳入具体考察和阐述的视野;还有出土文献资料,如《汲冢琐语》《古文周书》《上博简》《清华简》等,也会被用来考察“说体”文本的原初状态并用来补充新的故事。因此,“说体”的提出和应用,极大地拓展了文学史的研究空间。

成果以“说体”为视角,以先秦及西汉相关著作为对象,对先秦“说体”故事文本进行了全面挖掘、梳理和研究,辑出了1460则先秦“说体”故事,这本身就是对先秦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贡献,呈现从未被呈现的先秦叙事景观。而这1460则故事中,有737则见于两部著作或两个篇目以上,超出50%的比例,其中春秋故事741则中,有446则重出互见,援用率高达60%,同一个故事见于4处援用以上的多达127则,见于8处、9处援用的不止一则,所引各有差异,这也以实证材料,显示了固有“说体”文本的存在、变异及先秦西汉著述援用“说体”故事的趣尚。

其一,《国语》《左传》“说体”文本的比对考察。这两部历史散文著作因被司马迁说为同为左丘明所著、重头戏又都是春秋历史,且有故事互见者而关系缠夹,几千年官司不断,或称《左传》先成,又“撰异同”为《国语》;或称将撰《左传》,先采列国之史为《国语》;或称《国语》为撰《左传》之剩余;或称《左传》为后人拆分《国语》而伪撰。其实,改用“说体”视角两相对勘即可发现,两书之所以造成如此让人说不清的复杂局面,乃是皆采用“说体”文本以成书的缘故。两者有相当一部分故事互见,但除极个别情节对话大致相同者外,多为或叙事相同对话有异,或有同有异有缺有增,或同一事但叙事不同,可以肯定这些故事并非同一人所撰写,也绝非其中一部采自另一部,乃是它们分别采自同源文本或同源异流文本,或同事异说文本所致。答案是《国语》《左传》并非同一人所纂辑、撰写,它们之所以都被冠于左丘明名下,左丘明很可能是“瞍赋矇诵”,两书所援用的“说体”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左氏之口。

其二,《韩非子》《吕氏春秋》“说体”故事的整理研究。《韩非子》中的内外《储说》等大部分文章可以肯定完成于韩非入秦的秦王十三年之前,《吕氏春秋》也可以肯定全书完成于吕不韦免相的秦王十年之前。这样,两部著作中的文章几乎是同时写作、同时完成的,将两部著作放在一起加以比对,首先一个至为重要的成果就是,其中不见前述、仅见于这两部书中互见的故事(19则),绝对不存在谁抄自谁的情况(因为彼此不会见到成书),也不可能是作者杜撰(不会有这么多不谋而合),那么彼此都出现的大致相同的故事,只能是援自前述之外的今已不见的某个故事文本,而内外《储说》又以“说”名篇,这是先秦存在“说体”文本为人们所援用的铁证。互见故事中又有“同事同述”“同事异述”“同事别述”“异事同述”等种种差异,则确凿证明了他们所援用的母本是“说体”而非“书体”,因为只有“说”才容易“信口开河”,“白纸黑字”则不会有这么多变化。

其三,对西汉著作中先秦“说体”故事的关注和挖掘。这是该课题以“说体”视角所开辟的新领域。以往文学史全为断代叙事,以先秦材料研究先秦文学,以汉代材料研究汉代文学,本是天经地义,然而却忽略了汉代著述也喜援用故事,且特喜援用先秦故事,西汉著述更是如此,况且废除秦挟书令后,还有对先秦文献专门的收集与整理,因此,从西汉著作中实际上可以挖掘出大量先秦说体故事作为补充。这一研究本身就都是新的开掘,比如对贾谊《新书》、刘安《淮南子》、韩婴《韩诗外传》,从“说体”故事的角度去审视,就尚无先例;这一审视的需要还使《淮南子》《韩诗外传》乃大致同时所作的情况得到注意,这样就可判断,虽然《淮南子》多为概述或援用事典,但只要提及,即可证明《韩诗外传》与之互见的故事确为援用“说体”而非新撰。还有,集中、全面梳理使过去不曾注意的载录得以呈现,即会带来确定的证明或新的认识。比如苏秦死于“凡人之手”已见《新语》(辑本),“车裂”下场也已见《淮南子·氾论》,两书虽皆只是一提,并无具体情节,但却完全可证此传说并非首见于《史记·苏秦列传》,太史公所述确有所本。诸如此类比对的结果会对太史公撰写《史记》的先秦部分有确定的认识,即凡是比较具体生动的部分,皆因援用了“说体”故事,在从中辑出的543则先秦说体故事中,有315则已见前述,且基本相同,大多只有精简,没有添加;还有228则不见前述,当亦其来有自,少数一些可能来自太史公的寻访“采风”。还有刘向的《新序》《说苑》,愈加可以确信,其中占绝大部分的先秦故事,是对固有“说体”故事的编辑整理,大多可以作为原汁原味的先秦“说体”故事加以使用;《列女传》则多有传自先秦直至汉代还在说唱因而被演绎了的“说体”故事。

其四,对出土文献中先秦“说体”故事的挖掘,有许多令人惊喜的发现。《汲冢琐语》、汲冢《古文周书》作为古代出土文献中典型的“说体”故事文本,虽都是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辑佚著作,但对先秦“说体”的存在有重要的印证价值,其中被古人援引而幸存的十几则故事,完整者个个精彩;《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册)在课题开展期间的陆续整理出版,为该成果的“说体”文本考察,不断增加新的对象,结果是其中确有不少“说体”故事被挖掘出来,既是对先秦“说体”故事数量的增添,也可用来印证、补证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说苑·辨物》不见前述的故事中有一则“楚王子建不知畴之为麻,麻之为衣”,在《上博简》第六册《平王与王子建》中得以复见,这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了《说苑》中即使不见前述的故事,也肯定来自先秦文本,并非汉代人的新说,只不过原母本没有传世至今,那么,刘向所说该《说苑》乃是对固有《说苑》的整理,此话不假,《说苑》中的先秦题材故事就完全可以视为先秦“说体”故事了。

其五,论先秦“说体”的文本特点。这一部分是在已经全面挖掘、占有、梳理先秦“说体”文本的实证基础上对“说体”文本不同于“书体”等其他文本的独特面貌的归纳、总结和揭示,也是前所未见的新话题。综合把握的结果是将“说体”文本归纳为三性:描述性、虚饰性、变异性。“描述性”包括事件讲述的完整性、对话描摹的生动性和举止描述的逼真性,“虚饰性”包括虚拟、夸张、传奇和志怪,“变异性”包括同事异人(张冠李戴)、同事异说(“或曰”、“一曰”)、同人事异和同事演绎,由此可见这种文本因“说”而与文学叙事的天然契合关系。

其六,先秦“说体”文本初始传播途径考索。“说体”本身即是以传播途径命名的文体,其初始传播的基本途径即是“说”,该课题欲进一步追究先秦时期这些故事最初究竟是谁在说、在哪里说、怎么说,现成的直接呈现的材料几乎没有,这是个需要考证加推论的研究课题。“说”的情况不会只是一种,该课题结合故事形式及相关文献材料,通过对内证、外证的分析,初步将先秦“说体”的初始传播途径分为告知传播、说唱传播、援引传播(口头)几个部分。《左传》中常常出现“来告乱”“不告,故不书”等字样,是事件及其原委直接被告知的证明,“朝夕诵善败而纳之”说的是在朝廷在君侧时时讲述历史故事予以提醒,“孔子闻之曰”也是有人将故事告知后才发表的评论,“教之《春秋》”“教之《语》”,是太子傅开设“历史课”讲故事的证明,这些都属于“告知传播”;“瞍赋矇诵”、“观优”文本中开始添加“歌之曰”,等等,则是有些故事可能被“说唱传播”的证据和迹象;而有些文本中故事套故事,故事出现在人物口中,又是口头“援引传播”的内证。

该成果最后两个附录《先秦说体故事条目总汇》《孔门说体故事条目总汇》大致按时间顺序依次列出全部故事条目、援用该故事的所有著作,使得先秦“说体”故事名目、出处及出现先后一目了然,对于检索先秦“说体”故事资料以资欣赏和研究,都极其方便而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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