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如此，爱丁堡大学共有28名诺贝尔奖得主、2名图灵奖得主和1名阿贝尔奖得主。爱丁堡大学旧学院兴建于1789年，由建筑师罗伯特·亚当设计，目前是法学院和欧洲研究所所在地。爱丁堡大学新学院位于旧学院北侧的蒙德山顶，高高的尖塔巍峨耸立，俯瞰王子大街，也成为爱丁堡市区的重要标志性建筑。
文：李舫
2012年，位于苏格兰东部边境海滨的爱丁堡成功击败伦敦、巴黎、罗马等城市，被世界旅游业联合会授予“欧洲最佳旅游目的地”，成为欧洲最富吸引力的城市之一。其中，散落在爱丁堡整个城市中的爱丁堡大学功不可没。
走在爱丁堡，询问爱丁堡大学在哪里，肯定会收获很多：游人会跟你一样一脸茫然，而土生土长的苏格兰人，肯定会一脸讪笑。这似乎是个伪命题，就像你在爱丁堡询问爱丁堡在哪里，在苏格兰询问苏格兰在哪里。因为爱丁堡大学就是爱丁堡，爱丁堡就是爱丁堡大学。而在爱丁堡，爱丁堡大学的各个学院，几乎无处不在。爱丁堡，就坐落在爱丁堡大学美丽的校园中；爱丁堡大学，则散落在爱丁堡这个城市从中心到郊区的角角落落。
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盛赞爱丁堡大学：“爱丁堡大学拥有许多真正的伟人和从事各种知识研究的教授，这在以往的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从未有过。”的确如此，爱丁堡大学共有28名诺贝尔奖得主、2名图灵奖得主和1名阿贝尔奖得主。此外，曾以其学术和思想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如达尔文、大卫·休谟、柯南·道尔、亚当·斯密、麦克斯韦、亚当·弗格森、詹姆斯·莫里斯以及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等等诸多名家，都曾经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或从事研究。
爱丁堡大学校徽
与早年许多在教廷特许下成立的大学不同，爱丁堡大学在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James VI）的特许和爱丁堡市议会的资助下展开筹建工作，这是1582年。翌年，大学正式成立，开始只有一名年轻的圣安德鲁斯毕业生罗伯特·罗路克管理授课。爱丁堡大学成立之初，还不是大学而是学院——唐尼斯学院（Tounis College），不久改名为詹姆斯国王学院（King James's College），后更名为爱丁堡市立大学（Civic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值得一提的是，皇家特许（RoyalCharter）与教廷特许（PapalCharter）大有不同，爱丁堡大学是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后在苏格兰诞生的第一所大学，意味着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的成功，这使得爱丁堡大学的成立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不仅控制了普通民众的思想，还高高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宗教改革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会一家独大的局面，衍生了许多不同的新教教派，并和不同民族的国家相结合，使各个王国迅速发展壮大，极大地推动了苏格兰民族国家和君主专制，给整个欧洲带来了自由、宽容的新气象。
爱丁堡大学是当时苏格兰的第四所大学。而同时期的英格兰，还仅有两所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苏格兰在推动教育世俗化改革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爱丁堡大学的诞生也意味着，对不同信仰的包容已经进步到对不同文化理想的包容，甚至是不同政治见解的包容。这场宗教改革运动促进了欧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进步，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正是这样的氛围中，爱丁堡大学成为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重镇、学术中心。
爱丁堡大学旧学院，兴建于 1789 年，由建筑师罗伯特·亚当设计，目前是法学院和欧洲研究所所在地。在此之前，学校并没有专属的校园，如今这座建筑物仍然屹立于爱丁堡老城的南桥街（South Bridge）和钱伯街（Chamber Street）的交接处
爱丁堡大学在欧洲启蒙时代具有相当重要的领导地位，使爱丁堡市成了当时的启蒙中心之一，享有“北方雅典”之美誉。
爱丁堡自15世纪以来就是苏格兰的首都，首府的发展历史与爱丁堡大学的历史几乎是相伴相生。以横贯东西的王子大街为分界线，爱丁堡被分割为旧城与新城，有着迥然不同的建筑风貌。旧城区在王子大街以南，密布中世纪堡垒。新城在王子大街以北，是18世纪以来的新古典主义风格。旧城和新城有着极大的反差，但却和谐并存，使爱丁堡具有独特的气质，从而成为世界城市规划的杰作。
爱丁堡大学新学院，位于旧学院北侧的蒙德山顶，高高的尖塔巍峨耸立，俯瞰王子大街，成为爱丁堡市区的重要标志性建筑。新学院于 19 世纪 40 年代在一所公共教堂的基础上扩建而立，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成为神学院的主楼
在四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爱丁堡大学的建筑分布在整个爱丁堡，包含了各种时期的建筑风格。爱丁堡大学的各个学院大多在旧城，如蛛网一般密布，像珍珠一样装点着旧城。
来爱丁堡大学的新生，决然不能错过的，是两个建筑群：旧学院（Old College）和新学院（New College）。在爱丁堡大学建立之前，苏格兰的学生若想获得在医学、法律、神学方面的专业训练，大多前往欧洲大陆，特别是荷兰的莱顿大学、乌特勒克大学学习，这些学习形成了他们以新教精神、自由作风为本的大陆式教育风格。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杜伦大学这样的学院制管理的大学不同，爱丁堡大学仍旧保持着老式的苏格兰传统，以大学为行政管理中心，而这两个建筑群，正是行政管理部门所在。
爱丁堡大学旧学院兴建于1789年，由建筑师罗伯特·亚当设计，目前是法学院和欧洲研究所所在地。在此之前，学校并没有专属的校园，如今这座建筑物仍然屹立于爱丁堡老城的南桥街（South Bridge）和钱伯街（Chamber Street）的交接处，爱丁堡大学法学院就位于这座建筑之内。新生们的见面会通常在旧学院举办，宽敞的庭院里甚至还常见来排练的学生话剧剧团、街舞社团。周末露天电影也常在这里放映，暗灰色的克雷格莱斯砂岩层叠覆盖着高耸云天的建筑，前面突然出现的银幕并不显得突兀，就像爱丁堡的每一个细节，传统和时尚永远和谐共生。
到19世纪末期，旧学院已经无法容纳众多的学生。1875年，罗伯特·亚当再度受聘设计了医学院大楼（现为旧医学院）。在19世纪80年代，麦克尤恩礼堂（McEwan Hall）建立，这个典雅豪华的大礼堂，是维多利亚农业丰收的象征建筑，内设有2200个座位，爱丁堡大学重要的典礼都会在这里举办，其中包括学生的毕业典礼。
爱丁堡大学新学院位于旧学院北侧的蒙德山顶，高高的尖塔巍峨耸立，俯瞰王子大街，也成为爱丁堡市区的重要标志性建筑。新学院于19世纪40年代在一所公共教堂的基础上扩建而立，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成为神学院的主楼。新学院巍然耸立，不管在王子大街的哪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新学院冲天的尖塔，它们已经融入爱丁堡的风景，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除却旧学院、新学院之外，爱丁堡大学还有三个主要的校区：乔治广场（George Square）、国王大厦（King's Buildings）和波洛克大厅（Pollock Halls）。乔治广场校区有爱丁堡大学的主图书馆（Main Library）；国王大厦校区位于乔治广场以南约3公里处，大多数科学和工程学院位于该区，如电子工程学院、生态学院、工程信息学院以及一些政府科研机构，这些建筑多数建于20世纪20年代，50至60年代扩建，并增设了气象学系、物理天文系；波洛克大厅校区由10个独立的现代建筑组成，可供近18000名学生居住。
17世纪时，爱丁堡大学的学生多是15岁入学，用四五年的时间学习拉丁文、希腊文、伦理学、自然哲学、神学。学科细化以后，入学的年龄提高，满街都是身着蓝色校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手捧热咖啡，穿梭于人流涌动的商业街，成为热闹的景色里一道清新冷静的点缀。在爱丁堡，到处可见爱丁堡大学校徽的标记，它们印在建筑上、衣服上、墙上、杯子上、书包上，甚至是杯垫和餐巾纸上，骄傲和自豪油然而生。
不能忽视的，还有爱丁堡大学的校友，他们是构筑爱丁堡文化理想和学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文社科类方面，爱丁堡大学有着众多颇有世界声誉的校友，比如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他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哲学家、历史学家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他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福尔摩斯探案集》作者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他的小说至今仍不断被翻拍成电影、电视剧；小说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他是英国文学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之一，被称为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金银岛》等，也是爱丁堡大学校报创始人；英国著名诗人、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哲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他与大卫·李嘉图一同创建了古典经济学；爱新觉罗·溥仪的教师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他把对中国的观察和思考写进了他的著作《儒学与近代中国》《佛教中国》《紫禁城的黄昏》中。
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爱丁堡大学有着众多享有世界声誉的校友，比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
爱丁堡庞大的校友团队中，还有一队值得骄傲的“中国面孔”：号称“清末怪杰”的辜鸿铭，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曾获得多个博士学位。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朱光潜，他的代表作《悲剧心理学》一直是文艺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法学家、外交史家周鲠生，是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的四位顾问之一，被誉为“中国国际法之父”。笔名“陈西滢”的文学评论家、翻译家陈源，他曾在爱丁堡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回国后与徐志摩共创《现代评论》杂志。九叶派诗人辛笛，亦即王辛笛，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英国语文系，他回国后与陈敬容、曹辛之、郑敏、袁可嘉、穆旦、唐湜等人共同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形成了一个诗歌流派“中国新诗派”，后因其中的九位诗人出版《九叶集》，故被称为“九叶派”，这些诗人成长于战火罹难，对民族忧患、个人命运都有着深刻的思考，这些思考与诗韵交织，让他们的诗作呈现着缤纷多元中的通达和震撼。
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校训，检索和感味这些校训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英国不少大学为了显示其古老，校训都采用拉丁文，内容更是五花八门，个性十足，充满自信。我们不妨看看它们都是什么——牛津大学的校训是“主为我的明灯”（The Lord is my Light），剑桥大学的校训是“这里是神圣之所，智慧之源”（From here, light and sacred draughts），伦敦大学学院的校训是“让所有因优秀而得到奖赏的人都来吧”（Let all come who by merit most deserve reward），华威大学的校训是“思想至高无上”（Mindover matter），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校训是“曾经是最好的”（Ever To Be The Best），莱斯特大学的校训是“他们因此有了生命”（So that they may havelife），格拉斯哥大学的校训是“方法、真理、生命”（The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你能猜到爱丁堡大学的校训吗？
好吧，憨厚老实的苏格兰首府人民写的是：“既不鲁莽，也不胆怯”（Neither rashly nor timidly）。这是苏格兰式的质朴与幽默：只有下限，没有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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