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黎伟大的架桥者所有以实际行动沟通与不同国家人民的思想感情，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的人都堪称为“架桥者”路易•艾黎路易•艾黎，30岁离开故国新西兰来到中国，1987年离去，在中国整整度过了60个寒暑我们说，他是新西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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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黎讲解
所有以实际行动沟通与不同国家人民的思想感情，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的人都堪称为“架桥者”。
路易•艾黎
路易•艾黎，30岁离开故国新西兰来到中国，1987年离去，在中国整整度过了 60个寒暑。
我们说，他是新西兰人民伟大的儿子，而新西兰人却著书立说， 称他为“中国的路易•艾黎”。
新西兰总理朗伊说，艾黎在中国人民与异国人民之中起着桥梁作用。
是的，中国人民记得，从30年代起，艾黎和其他朋友一起就从上海架起一座世界通向中国大西北的友谊之桥。
出现在太原钱庄的“洋大人”
1936年9月，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路易•艾黎收到西安打来的加急电报，请他先到西安走一趟。
形势在发生着严峻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国难当头，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浪潮一天髙于一天。当时，我党正在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中开展秘密工作，争取张、杨及其部属站到抗日方面来。这是一项十分复杂而细致的工作, 同时需要有经济的支援。
一天晚上，我党派驻西安的代表、已成为张学良总司令部参谋的刘鼎，来到临潼华清池宾馆会见他从上海请来的路易•艾黎一行。
刘鼎对艾黎直说，西安的工作迫切需要用钱。我军在春天东征时攻入山西，缴获一宗山西银行发行的巨额地方钞票，是周恩来让带出并设法从太原钱庄兑换成中央法币才能通用。请艾黎先生帮这个忙……
次曰早晨，艾黎同上海雷士德工程学院年轻的英国教师胡贝尔特、上海麦伦中学学生董中祥一同到了临潼火车站。
刘鼎按约定时间赶到，把一个白色的大帆布袋交给他们。
在太原，离火车站不远的法国人办的老火车旅馆住进了两位“洋 大人“和一位中国“阔少”。两位“洋大人”，一个的身份是“英美烟草公司”的“经理”，另一位则是“华洋义赈会”的“视察专员”，那位中国“阔少”是两位“洋大人”的“秘书”兼“翻译”。他们是来太原钱庄办“业务” 的。
这项“业务”办得很顺利。事毕，他们立即离开太原，经北京去了上海。
在上海，艾黎把兑换的款项全部交给宋庆龄。孙夫人又托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章乃器先生电汇西安的刘鼎。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被艾黎兑换的这笔巨款正好派上用场，它成了我党处理西安事变中的工作经费。
七贤庄的牙科诊所
早在西安事变前，西安七贤庄(即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开设着一个简单的医疗诊所。诊所的主人是一位从德国逃亡的犹太医生海伯特•温启博士。
30年代初，在宋庆龄的支持下，艾黎等国际友人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国际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它一建立就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 并积极热心地帮助工作。宋庆龄、艾黎、史沫特莱等通过他们在各国的朋友的相助，利用各种渠道送来许多医疗器械、医药、无线电设备。中国西北边区的红军急需这类物资，但必须经过西安才能运到目的地。在那里交给谁呢？用什么做掩护呢？这的确成了问题。
怎么办？艾黎和史沫特莱几乎同时想到一个人。他，就是海伯特.温启。
温启博士，是一位不修边幅的学究式人物。但，他却有一颗对革命火热的心，不久，他便与早在上海的艾黎、史沫特莱等相识，而且成了要好的朋友。艾黎、史沫特莱深知博士的为人，所以一见面就直言相告。请他到中国的文化古都去开设诊所，创造新的文明。
七贤庄牙科诊所自“开业”以来，就起着一种不平凡的作用—— 它成为向陕甘宁边区的红军输送医疗设备和医药的一个据点，温启博士是这个据点特殊任务的执行人。西安方面和他接头取货的则是刘鼎。
西安事变爆发后的当天晚上，这位反法西斯战士被流弹击中身亡。艾黎得知此讯后悲痛万分。
黄土高原第一位美裔中共党员
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作为第一位西方记者到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中去采访。几个月后《活的中国》一书出版，一年后不朽之作《西行漫记》问世，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西北的革命形势。这独占鳌头的采访使斯诺当时就遐迩闻名蜚声全球。
斯诺西行，与他结伴的还有一位美国人。他，就是1931年毕业 于日内瓦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33年来到上海在广慈医院、莱斯 特医院讲学并在当地开办一个诊所的乔治•哈特姆医生。
红军长征到达西北不久，就有意请公正的西方记者到边区去， 而且也急需有医生去红军中服务。这个意向马上被传到上海和北京的中共地下组织及进步人士中。
在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学的斯诺早就想到红军中采访，但没有机会。此时，他下定决心要到陕北走一趟，于是便请上海的宋庆龄帮助。这个愿望实现了。
乔治•哈特姆来上海不久便与路易•艾黎相识，以后成为半个多世纪的挚友情同手足。1934年哈特姆参加了上海国际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年轻的哈特姆对革命充满希望。他一直想做一点实际工作，寻找机会去解放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医术。
一天，艾黎通过宋庆龄接到一个通知，请他帮助物色一名医生到黄土高原去。艾黎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了乔治•哈特姆。
哈特姆这次西行，成了他和中国革命更紧密结合的机会。他曾告诉笔者，他到保安不久便去陇东四方面军那里。由于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低劣，廖承志用狗肉招待了他这位西方来的洋医生。40多年过去了，那顿美味佳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都没有忘记。在边区，他战胜生活、工作中的困难，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和八路军军医部任职，并在军医、外科、卫生、学校等部门任职和讲课，培训医务人员。 毛泽东同志亲自任命他为全军医疗顾问。
哈特姆深深爱上了这块黄土地，因为从这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为了表达他的爱，也因为敬佩一位姓马的红军回族指挥员而改姓“马”，而名则是“哈特姆”的谐音“海德”。从此，他的中国名字“马海德”叫开了。而乔治•哈特姆只有当年他在上海的老朋友们才记得。他和鲁艺学生、后来是北影电影导演的周苏菲结为终生伴侣。 1937年2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吴黎平同志。马海德成为黄土高原第一位美裔中共党员。
白求恩由武汉去延安
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的革命。为了支援被侵略的人民， 加拿大政府派出志愿军前去西班牙参加反侵略的战斗。加拿大共产党员、曾任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胸外科医师和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的诺尔曼•白求恩是这支志愿军中的医疗队长。
在远东的反法西斯战场上，美共书记白劳德曾派共产党员马克斯•格兰尼齐到上海任国际共运远东支部书记，他的夫人格雷斯•格兰尼齐也是美共党员，随夫前往中国。通过上海地下党的介绍，格兰尼齐很快和上海国际马列主义研究小组领导人之一艾黎相识，并按原先的计划合力创办了一个英文刊物《中国呼声》，向世界介绍中国红军的英勇事迹和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人民的爱国运动等情况。 1937年刊物被国民党当局强行停刊。
格兰尼齐被作为“不受欢迎的人”被迫回国。然而，他并没有停止战斗。他回到美国后，在各地巡回演讲，继续宣传中国的抗战。
白求恩离开马德里回国，在一次集会上，他与格兰尼齐相遇，格兰尼齐对中国的同情、支持，使白求恩很受鼓舞，于是便决定到中国的反法西斯战场。几天后在纽约援华委员会及格兰尼齐帮助下组织 了一支医疗队，由白求恩率队。
1938年1月2日，白求恩带上医药和医疗设备，在温哥华乘 “日本皇后”号海轮前往中国。
21天后，白求恩从香港来到武汉，他受到了专程从上海来到武汉迎接他的路易•艾黎的热情接待。
艾黎陪同白求恩抓紧时间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取得联系。艾黎亲自送白求恩等一行登上去洛阳的火车，然后再从那里取道西安去延安。
1938年3月底，白求恩一行终于到达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受到八路军卫生部顾问马海德等的热烈欢迎。次日毛泽东主席亲切会见了白求恩……
柯棣华像白求恩一样
1938年夏，印度的尼赫鲁提出一项援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计划，国大党决定派遣医疗队。6月29日，孟买援华委员会把它定为“中国日”。当时援华的医生已达700多名。而有5名首先被批准组成医疗队前往中国。
他们是：队长，尼赫鲁的亲戚M.爱德尔(爱德华)大夫，副队长是圣雄甘地的信徒、年长的M•卓尔克(卓克华)大夫。队员是国家社会主义者D•木克吉(木克华)大夫、印共党员B.K巴苏(巴苏华)大夫、 巴苏的热情追随者D‘K•柯棣尼斯(柯棣华)大夫。9月1日五人医疗队乘英国“拉吉普塔纳”邮轮启程来华。
在来华的旅程中，柯棣华等抓紧时间通读斯诺的《西行漫记》， 他们对中国的黄土高原报以希望。
9月14日抵达香港。在这里印度大夫们与在香港为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办事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相遇。艾黎告诉他的英语系朋友，要支援中国抗战就必须去解放区、去延安。印度大夫对艾黎的挚诚相告表示由衷感谢和兴趣。
在广州码头印度大夫受割宋庆龄、何香凝等的欢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举行的隆重欢迎宴会上，叶剑英、凯丰、董必武、王炳南为5位大夫接风。不久周恩来、董必武又会见柯棣华等，对他们去延安的申请表示欢迎和合作。
武汉陷落，工合总部办事处迁址重庆，艾黎则准备去西北地区视察那里的“工合”工作。在他去拜会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王炳南时，得知印度大夫到达重庆等待去延安。路易.艾黎乐于护送他们去。
一个明媚的冬日，延安八路军卫生部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从重庆来的印度客人，毛泽东主席等中共领导人出席欢迎会。之后毛泽东又几次会见印度大夫。他们受到极大鼓舞，不久便投人战斗。巴苏华曾多次为周恩来诊治右臂骨折。一年后木克华、卓克华回国，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便和德国医生汉斯•米勒前往山西前线。
1939年白求恩大夫牺牲后，柯棣华接任他的工作。他还与中国姑娘郭庆兰结为亲眷，他们的儿子“印华”的名字是聂荣臻所起。
1942年7月7日柯棣华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他像白求恩一样为中国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座沙漠医院的问世
40年代，地处河西走廊的山丹县，是甘肃省最穷苦的地方之一。 路易•艾黎自来到山丹后，很快发现，封建迷信和缺医无药给这里带来的痛苦更为严重。他同情他们，又苦于无力改变这种悲惨状况。1945年夏天曾经他介绍到延安，到晋察冀八路军中采访过的牛津大学毕业生、英国青年、培黎工艺学校教导主任乔治•何克因破伤风被夺走生命。
这意外的打击，更使艾黎意识到医生和药品在这贫瘠的山丹将意味着什么，因而他下定决心要在山丹办一所医院。
艾黎通过努力从“英国和威尔士妇女合作同盟”、“新西兰海外救济事业团体理事会”那里得到了财力上的支持。
1947年刚刚从新西兰南岛的达尼丁医学院毕业的鲍勃•斯潘塞和他的新婚妻子巴巴拉，听说在中国的艾黎通过新西兰海外救济事业团体理事会物色医生到中国山丹工作。他俩毅然决定去中国帮助艾黎开创医院。
1947年10月，由国际捐助的“沙漠医院”在古城山丹开业了。 它是山丹第一座西医医院，斯潘塞是山丹第一位西医大夫，他的夫人巴巴拉则是第一位西医护士。巴巴拉在同山丹人民的相处中，接受他们的祝福，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边永芳，喻意要在中国的西北边陲永留芳名。“沙漠医院”免费为穷人治病，更使人赞誉的是这所医院培养出的医务工作者，成为今天各大油田的医疗骨干。
时隔40多年，斯潘塞再来重访山丹的时候,意味深长地说，我能在中国培养出一批为它的人民工作的医务工作者，全凭了艾黎先生当年邀聘！
友谊大桥畅通
路易•艾黎在山丹工作近10年中，通过当时由44国组成，专为遭受战争破坏的国家提供紧急援助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及其下属的工农服务社和“科尔索”、公谊服务会、援华委员会及美国协助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新西兰海外救济总署和其他国际救援组织等派来数十位教师、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到山丹工作。
艾达•普艾达小姐曾为艾黎在中国的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她， 出生于中国的山东省。1939年在斯诺夫妇敦促下，在浙江金华与艾黎相识。她乐于参加艾黎领导的中国“工合”运动，后来去上海，组织了支援委员会。在香港她担任“工合”委员会秘书，不久便用自己微薄的积蓄去美国,组建了援助中国工合委员会。这个组织在普艾达小姐领导下不仅在财力物力上，而且在建立友好情感和了解中国的斗争方面给予了极大援助。她曾筹款350万美元帮助艾黎推动中国 “工合”运动。培黎学校迁山丹后，她克服困难多次至山丹了解情况，并为山丹培校买来了卡车，还帮助解决学校资金困难，运来机器、粮食和图书，派来教师和技术人员。她是美中友协全国委员会名誉成员。直到她1985年去世，一直为两国人民的友谊竭尽全力地工作。
艾黎离开我们已3年了，世界各国的朋友们深深怀念这位友谊大桥的架设者，他们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和实质性交流，使所在国与中国人民之间相互认识和了解，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和友谊。
《金星》1991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