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康乐桥又迎来了一年中最拥挤的时候。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总量比上年减少1.1%，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更是减少了2.6%。数据显示，2019年，东部地区吸纳就业的农民工减少，中西部地区吸纳就业的农民工继续增加。2020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下降2.7%，而本地农民工人数仅下降0.4%。此外，年龄增长也是劳动力回流的重要原因。在规模较大的制衣厂，长期工和零工的人数比例基本维持在1∶1。
3月，康乐桥又迎来了一年中最拥挤的时候。
“这是广州人气最旺的一座桥。”初来乍到的江小禾站在康乐桥头，身旁领她入行的同乡大姐边走边对她说。她却将信将疑：偌大一个广州，“人气最旺”的竟然不是那些横跨珠江的大桥，而是眼前这座只有两车道宽、十几米长的不起眼的小桥？
然而，就像每个刚从湖北老家来到康乐村的同乡一样，不到半天，江小禾就打心眼里认同了这个说法。
这里是广州著名的“制衣村”。在城中村老旧的握手楼之间，街巷蜿蜒，大大小小的制衣厂遍布其间，向外探出五颜六色的招牌和横七竖八的电线。窄窄的街面上，人头攒动。拉货的电动车和破旧面包车急促地按着喇叭，在人流中艰难穿行。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载着几米高垃圾的三轮车汇入其中，它们负责运输这里每天产生的数十吨废料。城中村的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维持秩序的城管不得不手拉手将人群向两边驱赶，他们手里的喇叭在发出尖厉的“嘀嘀”声后，循环播放着：“招工靠两边，别挡路中间！招工靠两边，别挡路中间！”
载着几米高垃圾的三轮车，它们要负责运输每天产生的数十吨生产废料。
康乐村与其东西相邻的鹭江村、五凤村一带，在广州服装业界曾名噪一时。目前，国内一半以上的中低端服装成衣仍产于此。这里见证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的奋斗多艰，也孕育了许多苦尽甘来的创业神话。而最近让这里备受关注的，是江小禾眼前所见的、足以让她这样的外来者惊诧的奇观——以康乐桥为起点，向东延伸的近两公里的道路两旁，制衣厂的老板们密密麻麻地排队等着被工人挑选，工人们则来来回回、讨价还价、反复掂量。
近一个月来，这样的招工景象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上广泛传播，“广州制衣厂日薪700元，月薪上万元却招不到工人”的新闻更是登上了微博热搜。
然而，或许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会明白，奇观背后，不仅有广州乃至珠三角服装产业的兴衰变迁，更有行业转型、旧城改造、新型用工方式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传统制造业的竞争、选择和觉醒。
「“招个工人比找女朋友还难”」
早上7点刚过，康乐村已经热闹起来。制衣厂的老板们或是负责招工的工人们纷纷推开厂房大门，从街巷深处拥到主干道上，并排站着。他们手里拎着自家的样衣，T恤、卫衣、雪纺衫、牛仔裤，或是一些花边、拉链……有的人会举一张小纸板，上面写着“电剪”“四线”“大烫”“尾部”等招聘的工种名称。更多的人则连纸板都省去了，与往来者的三言两语之间，他们便能明了彼此的需要，比如每件工钱多少，总共多少件，能干几天……
站街排队等着被工人挑选的老板。
熟门熟路的打工人边走边看，不时停下脚步，拿起老板手里的样衣仔细端详。衣服的布料、样式，甚至有几条缝线、几组花边、几个衣兜，都是他们要反复考量的，因为这些决定了做工的难易程度，也决定了每件衣服的耗时和工费。每个人都在心里快速盘算着，自己干一天能赚多少钱。一旦有更高收益的工作，他们很快就会转投下家。
53岁的老刘已经在这里站了快一个月了。与别人不同，他将一块显眼的大红色广告牌竖在地上，斗大的“诚招”二字下面写着颇具吸引力的招聘条件：“本厂500平方米、主要生产女装上衣，因生产需要，特招能吃苦耐劳、有共同目标的精英加盟。”其中指导工每月薪酬1万元以上，电剪8000元以上，此外还招车位、尾部、质检、大烫等工人，薪酬最低也有五六千元，并且包吃包住。然而，即便开出高薪，招聘的效果也并不尽如人意。
“从正月初九到现在就招到两个人，还不一定能留得住。”老刘愁容满面，他的制衣厂年后上工率只有60%，无法满负荷生产，“现在是活多工人少，工人选择多，老板就得求着工人。”
面临困境的不止老刘一家。恰逢节后赶制服装的旺季，说到招工难，几乎每个制衣厂的老板都有一肚子苦水——
“前几年四五百块一天就能招到工人，今年日薪已经开到500块以上了，还是没有人来。”
“以前一件风衣的工费最多20块钱，现在已经27块了，怎么还没人做？”
……
打工人们通过样衣仔细考量工序的难易程度，进而与招工者讨价还价。
在全国牛仔服饰生产中举足轻重的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招聘者站街被工人挑选的场景也在上演。一家牛仔服装生产企业的招聘负责人花了一整个星期都没能招到一个合适的工人，站在街边嘬着烟头连声抱怨：“这年头，招个工人比找女朋友还难！”
「工人去哪儿了？」
其实招工难并非今年才出现的新鲜事。
广州银创服饰的老板胡涛说：“当年我进工厂时，要托熟人介绍，要交保证金，孝敬老师傅的烟、酒都不能少，因为那时要找一个打工的机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可是最近十年，情况完全反过来了，‘人找活’变成了‘活找人’。”老板和工人的处境、话语权戏剧性地颠倒了过来。
被称作“手艺活”的传统制衣行业，“高薪”背后更多则是机械化的重复劳动和超长的工作时间。
从更大范围来看，招工难似乎是目前制造业的普遍难题。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总量比上年减少1.1%，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更是减少了2.6%。近年来，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的传统制造业，因为“用工荒”而上演抢人大戏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
工人去哪儿了呢？
数据显示，2019年，东部地区吸纳就业的农民工减少，中西部地区吸纳就业的农民工继续增加。2020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下降2.7%，而本地农民工人数仅下降0.4%。
也就是说，在我国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和小城镇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增长，相较于外出打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留在家乡工作和创业。
广州万马龙服饰的老板范艳对此深有感触。她的服装品牌在广州小有名气，除了番禺的工厂，她在世贸服装城和白马服装城也拥有自己的档口。她说，年前，一个跟了自己5年的老员工因为要回家带孩子，向她请辞，她怎么留也没有留住，非常可惜，而最近几年，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此外，年龄增长也是劳动力回流的重要原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9年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40.8岁，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接近25%，而16岁到30岁的青年一代农民工占比下降至25%左右。
“老一代的农民工年纪大了回家了，有些积累的中年人宁愿回家开个小店、做些生意，方便就近照顾老人、孩子。”银创服饰的招工负责人彭姐说，“现在愿意进厂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你看这车位上，放眼一望，哪里有什么‘90后’‘00后’呢？”
「没有赢家的博弈」
在制衣村，几乎每一块招工广告上都有这样一句话“夫妻优先，长工优先”。夫妻工、熟练工、长期工，这些都是制衣厂渴望的稳定因素，而现在，他们愈发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多年前，精明的制衣厂经营者们在觉察到这一苗头时，就将希望转而寄托于一种更加“简单粗暴”的用工方式——雇用零工。
在这里，几乎每个制衣厂老板都尝过雇用零工的甜头。刚开始，他们只要在市场上开出与长工的平均日薪相当的薪酬，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前来应聘。零工不仅灵活性强、随需随招，更能适应制衣厂紧跟市场、快速供货的节奏，而且没有合同、不包吃住，减轻了经营者的负担，故而广受欢迎。
制衣村的土壤培育出了早期“草根版”的零工经济。在规模较大的制衣厂，长期工和零工的人数比例基本维持在1∶1。而在规模较小的制衣厂或家庭作坊，往往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长工，其余三分之二都是根据订单情况随需随招的零工。
然而近年来，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转移，依靠庞大的、流动的零工群体维持生产的制衣厂，渐渐感受到了压力。
“以前零工好招，制衣厂只顾短期利益，不愿意养太多长工。现在工人少了，去年一个尾部开到600块一天都没人做，泡沫太多。”胡涛说，“许多制衣厂老板是自己把自己搞死的。”
“现在的工人便宜的不做、复杂的不做，市场都给搞乱了。比如一件衣服，我们出7块工钱，他们转头在微信群里一发，集体抬价抬到10块，低于这个价格就没有人做，我们只能认栽。”广州腾飞服饰的老板张亮无奈地说，“招工年年难，人工天天涨，今年的人工成本比去年起码高了30%。”
在制衣厂经营者们承受用工市场反噬所带来的切肤之痛的同时，打工者也有自己的悲喜故事。
在康乐桥西头，刘飞站在路边的一处屋檐下躲雨。他1986年出生，16岁就到了广州，如今已经在康乐村干了十多年制衣。他的工种是“四线”，就是用四线包缝机将服装的不同部位进行缝合、包边。每天工作的14个小时里，他能打五六百件衣服，这在四线工人中已经算得上是中上的产量，此时他脸色却有些阴郁。
原来，他之前的老板本来跟他约定了2个月的工期，可他刚干了十多天，就收到了老板发来的信息，通知他第二天不用来了，还微信转账结清了他前一天的工资，566元。“妈的，真是卸磨杀驴。”刘飞愤愤地咒骂道，因为临时被开，他不得不走上街头重新寻找一份工作。
旁边一位中年大叔听了，走上来安慰道：“算了，这里就是这样的。”大叔说，前几天赶上年后行情好，T恤锁边原本每件0.8元的工费，一家制衣厂的老板给他涨到了1.5元一件。大叔手脚麻利，工量超过了老板的预估，没想到结账时，老板硬是把工费压到了1元一件，让他拿钱走人。
临近傍晚，刘飞（左）和工友何城明（右）一天仍未找到合适的工作。
事实上，这些遭遇，每个在制衣村里摸爬滚打的打工人都经历过。在这场招工者与打工者的博弈中，似乎没有人是赢家。
「失落的制衣村」
刘飞的失落嵌在整个制衣村的失落里。不过他仍说，自己有幸见证了广州制衣村最后的辉煌。
制衣村的神话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彼时，广州全面整顿市容市貌，一些原本在海印桥桥底摆地摊卖毛线的“走鬼”（流动小摊贩）辗转来到中山大学南门对面。后来，那里的买卖渐成气候，著名的“中大布匹市场”应运而生。
而紧邻中大布匹市场的五凤村、康乐村和鹭江村，则因城中村低廉的房租和城市管理的空白，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者，并发展出一条完整的制衣产业链——客户前脚在布匹市场订购面料，后脚就到制衣村里的工厂下单，裁剪、缝制、熨烫、印花、贴钻，快则当日就能完工，慢也不过三五天工时。服装出厂后，经由十三行、沙河等批发市场，销往全国各地。
依托中大布匹市场，制衣村发展出了一条完整的制衣产业链，客户前脚在布匹市场订购面料，后脚就能到制衣村里的工厂下单。
巅峰时，这里聚集了1万多家制衣厂，容纳着超过30万名外来务工者，是广州最大的服装生产集散地之一。
张亮还记得，“那时，整个村子就像一座不夜城，灯火通明，机器24小时不停运转。所有的人都在拼命挣钱，干得困了就在睡在裁床上，耳边听着机器在转，就像在听致富经一样满足。”像许多信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打工人一样，他从最低端的一线工人做起，一路奋斗，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工厂。也正是在那时，整个制衣村的发展达到顶峰，呈现出其他地方难见的繁华。
然而，好景不长，服装产业几度洗牌，制衣村的发展也渐渐显露出疲态。仍停留在低端模仿和粗放发展阶段的制衣厂，不仅面临着招工难的困境，日渐高企的房租和原材料费用压缩着利润空间，它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最直观的反映来自村中张贴着的大大小小的“转让”广告。一般，广告只会写明厂房面积和设备的品种、数量，然而最近几年，标注“接手便可生产”的广告越来越多了。
制衣村的信息栏中，转让制衣厂的广告和招工的广告数量不相上下。
这与广州服装产业的整体发展背道而驰。根据天眼查提供的数据，2020年，广州新增服装相关企业3527家，年度增速达到了5.64%。于是，当许多人开始反思低水平、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大城市的走向时，才猛然惊觉——曾经辉煌一时的广州制衣村，在产业转型和城市发展的进程中掉队了。
「旧改启动的未来」
同样失落的，还有初来乍到的江小禾。
因为没有技术和经验，她在同乡大姐的引荐下，进入了康乐村的一家贴钻作坊，从最简单的工序做起。
整整一个下午，她坐在一台粘烫机的尾部，将它吐出的粘满水钻的布料上的塑料膜揭去，然后再将布料码放整齐、捆扎打包。她的手被烫到好几次，胶水发出的刺鼻气味也让她难以忍受，还有最关键的，这里的薪水实在太低了，每小时只能赚15元……
这份工作对于江小禾这样的“90后”来说，显然不具备什么吸引力。机械化的重复劳动、超长时间的工作、嘈杂简陋的环境、被工位限制住的自由……这里一切都让她想逃离。江小禾开始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跟小姐妹一起去学习美甲。
在制衣村，即便薪酬会随着招工难的局面水涨船高，但也远远赶不上年轻人对于人生视野的期待。行业缺乏前景，成为制约新一代打工人加入的“天花板”。相反，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和新兴行业的不断涌现，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快递员、外卖员、美容师、代驾员……这些工作不仅比流水线上的工作更加灵活、自由，也更能让人接触到厂房外面那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制衣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不仅如此，盘踞城市中心地带30余年的制衣村发展到当下的规模，早已与城市规划和功能产生了巨大冲突，比如低端的业态、脏乱的人居环境、阻塞的交通……于是，政府不得不扮演起引导产业转型和城市更新的关键角色。
在制衣村，一个单间的月租为600元-800元不等，而像这样零工租住的床位，每晚只需13元。
今年1月21日，凤和联社召开康乐村、鹭江村社员代表大会，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更新改造的合作企业，改造金额约346.67亿元，是广州旧村改造历史上投资金额最大的旧改项目。这标志着康乐村、鹭江村片区的更新改造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制衣村将成为历史。
夜幕降临，曾被布商们称为“小香港”的制衣村依旧灯火通明。江小禾走出康乐村村头的石牌坊，仿佛一脚踏回了现实世界。望着不远处的广州塔，她把制衣村的故事留在了身后。
（应受访者要求，江小禾、张亮为化名）
来源：上观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