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时大明有储君向敬之1明正统十四年（1449）秋七月，瓦剌太师淮王也先率虎狼之师南下，攻克大同大明王朝的正统皇帝朱祁镇，时年二十三岁，正是一个激情澎湃且要一展宏图的热血青年他经不起大伴太监王振的怂恿，御驾亲征，又把。
向敬之
1
明正统十四年（1449）秋七月，瓦剌太师淮王也先率虎狼之师南下，攻克大同。
大明王朝的正统皇帝朱祁镇，时年二十三岁，正是一个激情澎湃且要一展宏图的热血青年。他经不起大伴太监王振的怂恿，御驾亲征，又把统帅大权悉数交予那个假男人瞎指挥，就是永乐皇帝留下的四朝大将军张辅也得唯命是从。
不料，毫不知兵也不善纳谏的王振，大权在握，一意孤行。最后，在无险可倚、无水可饮的荒凉高地土木堡，遭遇强敌劲弩，大明君臣，数十万人马，都被追兵瓮中捉鳖。
朱祁镇成为了也先的俘虏。
《女医·明妃传》中的霍建华版朱祁镇
皇帝被强敌俘虏，国家不可一日无君。
留守京师的吏部尚书王直、兵部侍郎于谦（兵部尚书邝埜从龙北征，在土木堡死于乱军之中，于谦成了兵部管主）等，为了稳定朝局，奏请皇太后下懿旨，请监国郕王即皇帝位，以绝也先挟帝南侵玩投鼠忌器的攻心计。
在一场攸关明朝存亡的危局中，“当是时，上下皆倚重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明史•于谦传》）。
于谦说：“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
正是由于于谦等大胆地改立景泰帝，英宗成为了不值钱的太上皇，使也先本想挟持英宗为一面南进开路的旗帜的价值丧失了。
2
于谦统兵反制，在不再投鼠忌器的情势下，打赢了京师保卫战。
于谦改立代宗，保住了明王朝，也保住了明英宗。同时放手一搏，联手石亨等对也先反戈一击。也先主动放还英宗，向明示好。
也先主动送回英宗，随后自立，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他遣使向明朝朝贺元旦，于谦谏阻不与其往来。于谦在，他也不敢再度南犯。
《大明王朝1449》王庆祥版于谦
做了瓦剌可汗的也先，“恃强，日益骄，荒于酒色”（《明史·外国九·瓦剌传》），两年后被老部下阿剌知院杀之，母亲和妻子也被鞑靼来敌掠走。
这一场较量中，若非于谦临危受命、兵行险着，明王朝势必对皇帝被俘投鼠忌器，而很有可能成为了也先的囊中之物。
明英宗之孙明孝宗朱祐樘曾说：“逢时艰危，安内辑外，社稷之功，世永不忘。”“当皇祖北狩之时，正国步难危之日，乃能殚竭心膂，保障家邦，选将练兵，摧锋破敌，中外赖以宁谧，人心为之晏然，回銮有期。”（倪岳《少保兵部尚书肃愍于公神道碑铭》）
这是后话。朱祐樘复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用昭旌崇之典，天语丁宁，垂之万世”，既是对其祖父英宗枉杀于谦认错，也是对于谦力挽狂澜的极力赞赏。
当然，明孝宗不好直言皇祖的恩将仇报，只是强调于谦“论功应赏，不幸为权奸所构，乃殒其身”。
3
其实，能使朱祐樘能以皇帝的名义为于谦平反，还得以其皇祖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改变了于谦暗许所定的代宗世系。否则，他也不过一藩王。
土木堡之变发生，明朝本有皇太子，即朱祐樘的父亲朱见深（当时叫朱见濬）。他是英宗北征前所立的皇太子，年仅两岁，但理应即位。
但是，王直和于谦，并不立储君为皇帝，而是奏请皇太后改立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
主少国疑。
不论忠臣如何忠诚，如果他想力挽狂澜，就必须得到一个成熟皇帝的支持。倘若皇帝少不更事，忠臣要想实行自己的主张，也不难有擅权盖主、恣意妄为之举。
就如清代康熙初年，四辅臣之首的索尼死后，鳌拜力图独专权柄，继续掌控辅政大权，那也招致了少年天子和举国上下的猜忌。即便他无意获取皇位、篡夺皇权、取代皇帝之举，也不免会被非议。
《康熙王朝》鳌拜威逼康熙
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朱祁镇成了瓦剌兵的俘虏，而刚被立为皇太子的朱见深（当时还叫朱见濬），刚刚两岁，少不更事。
瓦剌兵推着英宗做南征的旗帜，蚕食着大明的疆土。如果于谦拥立两岁娃为皇帝，那么一切决定，还得于谦做最后的拍板人。不论于谦怎么忠心耿耿地护卫幼主，捍卫国家，那么都难保大臣们心生芥蒂或左右掣肘。
重返历史现场，于谦能在京师保卫战中，击溃瓦剌也先的阴谋，原因有三：一、以于谦为首，与王直、王文、陈循、石亨等绝大多数文臣武将和衷共济；二、他及时迎立已成年的朱祁钰，保证了危难之际国有长君，使英宗失去了投鼠忌器的皇帝效益；三、英宗之母孙太后继续以太后之尊，支持了于谦等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
如果于谦拥立朱见深，那么孙太后就成了太皇太后，不好再做负总责的最高领导人。不论怎样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也还是要敬若神明，因为他是皇帝的生父，不配合也先的阴谋，那就是不孝不忠。而被迫迎英宗，就是配合也先阴谋卖国。这一切的罪责，除了让放手一搏拯救大明劫的于谦身陷两难境地，而且还要背负欺主幼稚、别有用心的罪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