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凭这一点也说明，这位申时行非同一般。但可惜的是，我虽藏有申时行的著作，但对他的藏书事迹却未曾留意，这也正是我未将其列入寻访名单的原因。此墓园占地二百亩，而李根源认为申时行墓园之大，可排在苏州第一；他甚至觉得此墓的规模放在全国范围内，也少有大臣之墓有如此规模者。李根源说苏州一地著名墓园所摆放的石翁仲都是文官像，而唯有申时行墓前是两位武士。
中午就餐之时，温治华问我要不要去拍照申时行的墓园，因为他在我的寻访名单上未曾看到此人的姓名，而温兄强调申时行在苏州当地名气极大，其主要原因还是近二百年来《玉蜻蜓》一剧的多次被禁演。聊到《玉蜻蜓》，我二人的话当然多了起来，同行的缪鑫磊先生和百合女史也对此大感兴趣，聊古人的八卦当然最没有心理负担，因其绝不会有投鼠忌器的顾虑感。
申时行校正《申学士校正古本官板书经大全》十卷，明闽芝城建邑书林杨氏刻康熙二十六年清白堂藏板本，书牌
其实我对申时行的了解也是源于《玉蜻蜓》，虽然他曾是苏州当地的著名状元，按照历史规律，能够考取状元者，大多属于四平八稳的性格，这样的人也难在工作上做出多大的业绩，申时行也是这样，他所处的明万历年间，虽然也有一些重大的事件，但他却未能挟裹其中。就这点而言，可以视之为这是他的智慧，当然也可以将此解读为这正是他无所作为的明证。
然而申时行做到了宰相之位，从历史上看，状元出身却能位极人臣者，似乎也并不多见。仅凭这一点也说明，这位申时行非同一般。但可惜的是，我虽藏有申时行的著作，但对他的藏书事迹却未曾留意，这也正是我未将其列入寻访名单的原因。而今听闻到温治华的所言，我也觉得既然距这位状元的归宿之地已经很近，那当然应当前往瞻仰一番，于是在午餐结束后，四人重新上车，直奔申时行墓园而去。
申时行校正《申学士校正古本官板书经大全》十卷，明闽芝城建邑书林杨氏刻康熙二十六年清白堂藏板本，卷首
以我的想象，申时行墓园应当在苏州郊外的山上，我曾在李根源所撰《吴郡西山访古记》中看到对申时行墓园的描写：“申文定公墓，地广二百亩，……头门三间立‘明太师申文定公神道碑’阴镌应天巡抚王应麟等恭建，高丈五。门内石羊、石虎，飨堂五间，两壁建丰碑八，……石马二、武士二，吴中名墓翁仲（石人）皆文像，此为武装，亦属仅见。吴中古墓宏大恢皇，完善无缺，此为第一，置之全国实罕其匹。”
此墓园占地二百亩，而李根源认为申时行墓园之大，可排在苏州第一；他甚至觉得此墓的规模放在全国范围内，也少有大臣之墓有如此规模者。所以，我本能地将其想象成是一大片的山地，然而意外的是，这处墓却是处在山脚下的平原之地，且该墓园就处在一条公路的路边，而此路的对面已然建起了一个面积很大的新式住宅小区。望着小区内一排排的白色楼房，不知住在这些楼内的居住者们是否每天也像我等一样，八卦着《玉蜻蜓》的故事。
文保牌
墓园的大门从里面上着锁，我透过栅栏门向内拍照，而温治华却在那里坚持不懈地敲着门，他称自己多年前曾来过此地，也知道这个地方不对外开放，但他认为我到苏州访古没能拍到申时行墓，应当是一个大遗憾，所以他一定让我不留下这个遗憾。
温兄的耐性让我特别佩服，在十几分钟的敲门时间内，我等三人早已泄了气，纷纷劝慰温兄不要再敲击了，因为墓园太大，里面的人可能根本听不到。然温兄不为所动，他边高声喊话，边继续用力敲门，而我则继续跟百合与缪兄聊着《玉蜻蜓》，而正在此时，门却从里面打开了，接着走出一位约60岁上下的管理人员，他一脸严肃地告诉我等：这里不对外开放，要想参观，必须有苏州某文管部门的介绍信。
大门紧闭
此人的这句话提醒了温兄，他立刻与这位管理者攀谈了起来，我听不懂吴语，但从该人的脸色上，我感觉到温兄的话渐渐起了作用。而后此人犹豫了一下，又坚定地跟我等说：“那你们赶快进内拍照，尽快出来。”他的这句话让我听来，有如囚犯意外受到了特赦那样的惊喜，百合和缪兄跟我的感受也很类似，大家十分高兴地感谢此人如此的开恩。而后穿过那扇小门，快步地走入了这处著名的墓园。
展眼望去，墓园的面积确实很阔大，然而我却未曾看到李根源在近百年前所描绘的情形，而今的墓园更像一处行人稀少的植物园，这种情形给拍照带来了便利，然我却觉得少了许多的历史信息。我们三位边走边夸赞着温兄如此的耐心，他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句名言。
马路对面
前行30多米，看到了一排仿古建筑，进内视之，里面乃是碑廊，此碑廊建成了屋宇的形式，左右两边各有四块高大的石碑，这应当就是李根源所说的“飨堂”，他当然所见就是这样八块丰碑。而其文中还提到了有石马和武士，我在这里却未曾看到。还是百合眼尖，她说在飨堂的后方看到了我所要找的石翁仲。
从飨堂后侧的道路继续前行，果真看到了立在路边上的这些刻石，李根源说这样的石雕合计有“石马二、武士二”，而我等所见只是一匹残马，那一对武士也已经无头无臂了。李根源说苏州一地著名墓园所摆放的石翁仲都是文官像，而唯有申时行墓前是两位武士。然申时行是文状元出身，从他的任职经历看，他也没做过武官，为什么会在他的墓前摆放武士呢？我未查到相应的答案。而今这对武士已经没有了头颅，我只能从他那一身铠甲来想象他们的英武之姿。
透过栅栏所见
石翁仲之后30米处，在神道的正中修了一个面积不小的水池，这种修建方法我在他处未曾看到过，众人也不明白在墓园中修水池有怎样的讲究。而水池之后则是继续前行的神道，神道的两侧有着上百亩的竹林，在苏州地区能够看到这么大片的竹林，于我而言，多少有些大惊小怪。而同来的这三位当地人看到竹林后，也同样露出欣喜之色，看来自然之美是人人心中的净土。
神道的尽头即是申时行墓所在，此墓的形制有些特别：其中间墓丘做过整修，其体量并不大，而左右两侧则摆放着石刻的屋宇，屋宇的内侧则是两根方形望柱，这种制式也颇为少见，看来状元之墓就是与他人不同。墓碑立在墓的前方，上面刻着“明太师申文定公墓”，从字迹和石色上看，显然这是后补刻者。而有些石构件也是破损后又将其粘合在了一起，它们以自己的这种破损向我等诉说着曾经经历过的灾难。
面积果然很大
从申时行的个人履历来看，他可被视之为励志的好榜样。申时行也算是穷苦人出身，在他12岁时，母亲就去世了，而后他跟着继母黄氏生活。当时家中没有什么生活来源，到申时行20岁时，他成为了秀才，才有了做家庭教师的资格，于是他靠坐馆来补贴家用。虽然家里穷，但申时行并未人穷志短，只要他有工夫就刻苦地读书。为了能找个清静之地，申时行常到寺院内去读书，而他的这个举措也成为了后世演绎故事的由头。
进入了院中
明嘉靖四十年，申时行考中了举人，转年他参加廷试，因为“词札兼美”，被钦点为状元，这一年他28岁。能够考中状元，无论古今都是极其荣耀的一件事，古人所向往的人生四大美，其中第四美就是“金榜题名时”。申时行能够高中状元，当然他也十分地兴奋，他的文集——《赐闲堂集》卷四有《及第作》一诗：
御笔亲题冠士髦，胪声唱入五云高。
千寻日观悬金榜，十里春堤度彩旄。
仙仗许乘珠勒马，中官擎赐绛罗袍。
清时幸得同仪凤，不负生平学钓鳌。
由此诗可见，考中状元之后的申时行是何等的春风得意。而他的这个好成绩让苏州当地人也为之骄傲，于是家乡人特地给他立了个状元牌坊，《吴县志》卷二十四有载：“立状元坊四，一为正统四年施槃，立东洞庭山；一为成化八年吴克，立鱼行桥北；一为弘治九年朱希周，立吴趋坊；一为嘉靖四十一年申时行，立清嘉坊。”
飨堂
据说此牌坊已经不立在苏州的状元坊，而是迁移到了其他的地方，可惜我还未看到这个著名的牌坊。然而按照资料的记载，当年考中状元者乃是徐时行，这位状元并不姓申，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从申时行祖父那一代就已经姓徐，他家的祖姓虽然姓申，因为其祖父申乾在幼年之时过继给舅家徐氏，故而他改名为徐乾，此后到了徐乾儿子士章那里仍然姓徐。所以，申时行原本也叫徐时行，而当其高中状元时也名徐时行，他在朝中任职两年之后向皇帝提出能够归宗，也就是恢复本姓，而后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自此直至其80岁去世，均被称为申时行，但也正因如此，他的这个改性过程也给后世的八卦留下了说辞。
旧制
申时行在朝中任职的经历，《明史》卷二百十八《申时行传》中称：“万历五年由礼部右侍郎改吏部。时行以文字受知张居正，蕴籍不立崖异，居正安之。六年三月，居正将归葬父，请广阁臣，遂以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已，进礼部尚书兼文渊阁，累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张居正揽权久，操群下如束湿，异己者率逐去之。及居正卒，张四维、时行相继柄政，务为宽大。以次收召老成，布列庶为，朝论多称之。然是时内阁权积重，六卿大抵徇阁臣指。诸大臣由四维、时行起，乐其宽，多与相厚善。”
高广大碑
申时行受到了宰相张居正的欣赏，万历六年张居正回乡葬父时，特意提拔了一批人，其中就有申时行。自此之后，申一路高升。张居正去世后，张四维任宰相，此后申时行又做到了这个位置。当年的张居正行事风格颇为霸道，凡是有反对自己意见者，大多被撤职；而申时行上台之后，他一改严政，实行宽松的从政氛围。
他的这个做法受到了朝官们的称赞，但任何事情有其利也必有其弊，《明史本传》中又称：“四维忧归，时行为首辅。余有丁、许国、王锡爵、王家屏先后同居政府，无嫌猜。而言路为居正所遏，至是方发舒。以居正素暱时行，不能无讽刺。时行外示博大能容人。心故弗善也。帝非乐言者讦居正短，而颇恶人论时事，言事者间谪官。众以此望时行，口语相诋諆。诸大臣又皆右时行拄言者口，言者益愤，时行以此损物望。”
这边还有四块
人性的奇怪之处就是难以琢磨，当年张居正打击异己不遗余力，大家都盼着能够有一种宽松的从政氛围，而申时行当上宰相之后，顺应民意，可是这些曾经受到打击的人真正得到了宽松环境之后，又开始变得飞短流长，不再干正事，相互之间产生了不少的恶语相向之事，这么做的结果使得朝廷的正事被懈怠了下来，而人们把这个责任都推到了申时行的头上。
神道
可能也正因如此，几年之后，申时行坚决提出辞职，虽然他受到了皇帝的挽留，但最终他还是得以衣锦还乡。对于他的这些经历，吴格整理点校的《嘉业堂藏书志》中，在《申时行赐闲堂集》一篇中说到：“公之祖育于外兄徐翁所，遂从其姓，通显后始请复申姓。相神宗十有四年，惩江陵之严急，悉反其所为，致生宽假循玩之弊。观于附名建储，复密揭立异，衡以清议，殊难自解。”
应该怎样评价申时行的政治业绩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赐闲堂集》一文中称“相业无咎无誉，诗文亦如其人”，这句评价倒是很中庸。四库馆臣认为，申时行一生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他既没有什么优点，同样也没有什么缺点，而他的这种性格也正表现在他所作的诗文方面。
被斩首的马
其实这种评价几乎可以用在每一位状元的头上，但细看申时行的一生，这种评语恐怕难说公允，因为他所处的万历一朝，乃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特殊时代，他能在那种纷乱的政局内平衡各种关系，维护朝廷的正常运转，已然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他的这些作为可由《申文定公集》中看到一些端倪，武新立编著的《明清稀见史籍叙录》谈及了此《集》：“是编由《外制草》十卷、《纶扉笥草》四卷、《纶扉奏草》四卷共三种组成。《外制草》所收为代笔诰命文。《纶扉笥草》所收为入阁后的应答文。”
无头武士
对于此《集》中的《纶扉笥草》，武新立在文中说：“时行由万历六年入参机密，历时九年，此编乃万历十九年归田后，由儿辈们于‘笥中搜获旧草’得而辑成。《纶扉奏草》所收为辞疏、乞休疏、谢疏诸文。意为‘宣主德，明臣节’，以昭示于同代与后代人。”而该书中抄录了《笥草》中的一折，此折的前半段为：
今日蒙发下文书内，有江西巡抚陈有年题《减瓷器》一本。该文书官刘成口传圣旨：“这瓷器不准减免，照旧烧造。钦此。”臣等钦遵明谕。拟票间，因将原本仔细看详，看得陈有年所奏，非无故请免。原因先次奉有明旨：烧造难成及不系紧要的，着查明裁减。故有此奏。今若拟旨不准，则与前奉明旨全不照应，非所以重王言、信海内也。大凡天下之事，责人以所能，则令行而人服；责人以所必不能，则令亵而人慢。
其实此折中所谈乃是关于御用瓷的烧制，这倒是一段重要的瓷器史资料。当时江西巡抚给皇帝所上奏章中要求减免一种瓷器的烧制，因为其制作难度太大，从没有制成过，然而皇帝却对此不同意，要求江西巡抚继续烧制。为这件事，申时行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巡抚陈有年所说的减免，原本就是按照皇帝的意思，而今皇帝可能忘记了当初的所言，所以他劝皇帝收回这个成命，以便做到前后说法一致。
雕刻得颇为精细
即此可看，申时行也并非一味地顺从皇帝，他对一些皇帝的命令也能提出反驳意见。既然他不同意再浪费钱财于不能成功的瓷器之上，那他对此有怎样的建议呢？于是他在奏章中又接着说：
今据本内“鲜红”等项器皿，从来烧无一成，则虽严旨督责，终无完结之期，徒使明旨竟成空言耳。况今江西见报灾伤，人情汹汹，烧造一事，委难督责。臣等愚见，谓宜将烧造有成者，责令解进，从来无成者，姑准停止，或照嘉靖年间事例，改用“矾红”，或用别色。然后诏令可信，人心允服。谨拟票进览，伏乞圣裁施行。
当时皇帝要求烧制出鲜红色的器皿，按照那时的烧造工艺，显然这件事难以完成，于是申时行就提议将“鲜红”改为“矾红”，这样既能满足皇帝的要求，同时也不会浪费太多的钱财，只是不知皇帝是否同意了申时行的建议。而百合也有着藏古瓷之好，不知她读到这段史料时，有着怎样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