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变革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不是一部分人的事情，是社会大多数人的事情，舰队中多数的舰赶上去了才行。在一个社会中，大多数社会成员才是构成一个社会的“型”的决定力量，转型也是大多数人的事情。事实上，夸大精英作用，还是集体压抑个体、组织替代社会的观念。在中国转型期，我们需要精英，但是更要考虑绝大多数草根的利益诉求，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时，社会和谐才会实现。
#我在头条搞创作#（本文原载2009年08月08日《燕赵都市报》）前不久，学者茅于轼在博客上撰文提出社会转型需要精英掌舵，这一观点引起了争议。其实，这一话题人们已经说了几百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结论也流行几十年了。不过这一问题也确实仍然值得再思考。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不少人想自己多起点作用，所以应当让他们使劲使到点子上，不应当让一些人瞎使劲。
曾有人说，一个舰队航行的速度不取决于最快的那只舰，而取决于最慢的那只舰。如果拿这句话来看待茅于轼的精英掌舵论，精英是快的舰，但对于一支庞大的舰队来说，几只舰跑得快并不能怎么样。
人们早已经发现，世界上很多事情一旦移植到中国来，就会发生异化或者变形。不是精英不努力，而是大多数中国人不能接受，慢的舰拖住它们，使它们变了形。俄国一位民粹主义者说精英是1、大多数普通人是0。其实如果大多数人始终是0的话，也会被异化，很难甚至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黄蓓佳
作家黄蓓佳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大学生高谈阔论以人为本的西方式爱情观，结果女朋友跟别人好了一下他就把女朋友给杀了。作品的意思是说，假定某种的观念就是先进的、是我们必须接受的，那么，观念的东西可能让人表面上接受，但与那样一种观念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没有形成之前很难真的被接受。而变革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不是一部分人的事情，是社会大多数人的事情，舰队中多数的舰赶上去了才行。
一个社会的交往方式、行为方式是由谁决定的？事实上并不是那些被认为是精英的人。比如说，尽管精英们主张在市场中诚信，但由于许多人做不到，结果精英也会以不诚信的方式出现在市场中，那么多院士、大学校长、博导、教授抄袭、剽窃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所谓短板效应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不重视教育，使得多数人的教育程度不足，其结果是我们常常只能按照这教育程度不足的多数人的方式行事。
在一个社会中，大多数社会成员才是构成一个社会的“型”的决定力量，转型也是大多数人的事情。少数精英对“型”的形成或者转变的作用常常是值得肯定的，甚至会具有主导性的意义，但他们代替不了、决定不了多数人。对他们寄予过大的希望，一害他们，让他们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二害我们，让我们不自信，以为我们需要别人主宰自己。
社会上的知识精英也好、权力精英也好，他们的存在往往让人们产生错觉，以为这样一些特别聪明、有能力的人可以加快社会发展进步。事实上，夸大精英作用，还是集体压抑个体、组织替代社会的观念。我们必须承认，集体和组织不是社会。“社会”应当是由每一个个体的人所组成。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不必企图也不可能复制他人的人生经验，我们的人生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创造。精英在某些方面钻得“精”，可能值得我们学习，但他们也是普通人，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充其量也只是个外因，不能成为变化的根据。
在中国转型期，我们需要精英，但是更要考虑绝大多数草根的利益诉求，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时，社会和谐才会实现。（配图来自网络侵权即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