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其间有所隐瞒，自己不报，或不报全，即所谓“匿不自占，占不悉”，就要受到严厉惩罚。为此商鞅还立法，“生者著，死者削”，即出生登报户籍，死时削籍，如果匿户，按秦律处罚极重。此外，秦律还规定，假如赘婿为父，或有市籍即商人，亦当特别注记。另外，家中田数、租赋徭役完成情况、有无违法犯罪记录等也一并记录。
古人出行、旅居，特别爱伤感，总觉得独在异乡为异客。“异”区别于“常”，“客”区别于“主”，所以就会满身满心不自在，这也是我国古代行旅文化中特别突出的现象。异地异乡的风景名物、世态人情本可以带来令人喜悦的新鲜感，而古人却常感局促不安、孤独伤感，其他感觉都似乎变得很迟钝了。所以古代有一类诗歌就被称为“客愁诗”，比如杜甫就说：“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有人说，杜甫一生饱尝离乱之苦，所以他这种感受才如此强烈。其实，客愁很早就已成为一种思维和情感惯性，倒未必源于具体事件。比如孟浩然《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就很难说是有何历史事件做背景的。客愁、乡愁、伤春、悲秋等情绪，显然已是某种集体无意识，只要有一点外界的撩拨，就忽地冒出来，把人瞬间淹没了。
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成熟的农业文明，这种文化强调稳定的土地、稳定的人口族群，这就对出游产生很大的心理牵制力，出游甚至牵扯到“孝”的伦理问题，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因此，传统世俗观念都对“游子”“游民”等持排斥甚至歧视态度，认为理想的社会应当是“国无游人”“乡无游手”。这种观念的形成当然和很多具体的制度、措施有直接关系，如秦汉时期就已形成严格的户籍制度。户籍关系到徭役、赋税，管理者势必格外重视。秦国商鞅变法，富国强兵，创立名为“占”的登报制度，即每人须如实亲自登报户籍，只有未成年人才可由家长代为占报。假如其间有所隐瞒，自己不报，或不报全，即所谓“匿不自占，占不悉”，就要受到严厉惩罚。为此商鞅还立法，“生者著，死者削”，即出生登报户籍，死时削籍，如果匿户，按秦律处罚极重。
《食色里的传统》，郗文倩著，中华书局出版
秦代在登录户籍的时候有比较复杂的人事注记，相当于现今户籍和人事档案内容的结合。首先要立户，确立户主，写明籍贯，某县某乡某里。一户是一个以父家长为核心的小集体，其他人口必注明与户主的身份关系，包括家内身份关系，如主奴或血缘亲属关系。还要注明社会身份，如是否为士伍或有无具体爵位。
此外，秦律还规定，假如赘婿为父，或有市籍即商人，亦当特别注记。这两类社会身份，在当时都属于被轻视的。“赘婿”也就是“倒插门”的女婿，如果有了孩子，也是不随父姓的，这就相当于男方要换姓。而商贾为人轻视，是因为从秦汉时就施行“重农抑商”政策，凡在籍的商贾及其子孙，与罪吏、亡命等同样看待，都要服役。汉时又规定凡有市籍的商贾不得坐车和穿丝绸衣服，其子孙不得做官。
除此以外，对户籍中所填报的人口还要进行详细描述，如自然体状，包括性别与貌状、年纪，年纪分大、老、小，有时也要标明年龄。大，标志成年；老，为免役的标识；小，又可分为“使”与“未使”两个阶段，前者是可以服较轻的劳役，后者指年龄幼小，不能役使。此外如果有疾患及侏儒，按照秦法确定为病残者，即注明“癃”，可免除相关劳役。另外，家中田数、租赋徭役完成情况、有无违法犯罪记录等也一并记录。
这种复杂的户籍制度此后历朝历代都沿用，一直到明朝朱元璋时达到高峰。他甚至规定，若有包办作弊，或者隐瞒人口不报的，经手人员“一体处死。隐瞒人户，家长处死，人口迁发化外”。因为当时户口册的封面用黄纸，所以称为黄册制度。不仅如此，这项制度还强调职业世袭制，将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米户、茶户、菜户、渔户、酒户等，计八十种以上。管理者希望治下的百姓都像庄稼一样有根，长在地里，代代不变。即便发生灾荒，跑到外地要饭谋生，造黄册时被发现，“所在有司，必须穷究所逃去处，移文勾取赴官，依律问罪”。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