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晏在《论语集解》里认为，孔子的“知天命”是“知天命之始终”。从这一点来看，孔子的天命观是非常积极的。这可以说是最早的解释了，也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被许多人所接受。他说的“善与人同”，是能以一己所持的正确意见不排斥他人的正确意见，能以公认为正确的意见为标准，求取他人意见中符合标准的正确意见。焦循的说法相对深刻一些，但是不是符合孔子的原意，恐怕也有待商榷。
孔子的天命观解读?《论语》读书笔记：12.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孔子的天命观解读?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孔子的天命观解读
《论语》读书笔记：
12.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有耻且格”的“格”，历来有多种解释，比如何晏的《集解》说：“格，正也。” 邢昺解释说：“使民知有礼则安，失礼则耻，如此，则民有愧耻而不犯礼，且能自脩而归正也。” 也有人说是“至”的意思，即至于善，向善，归顺的意思。还有人认为“格”应该是“恪”，是“敬”的意思。
《礼记·缁衣篇》有这样的语句：“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
杨伯峻先生认为，这两句就是对《论语》里这句话的最早注释，在这里“格心”和“遁心”是相对的，“遁”是逃避，那么作为它的反面，“格”就应该是亲近、归服，所以“格”在这里应该翻译成“人心归服”。
“有耻且格”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成语，指人有知耻之心，则能自我检点而归于正道。
这一则讲“德治”和“法制”问题，毫无疑问，孔子的大力提倡“德治”的，他认为道德教化可以起到“法制”无法达到的作用，使老百姓心服口服。儒家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但事实证明，“礼乐教化”的功效其实很有限，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并没有出现，倒是“人心不古”的慨叹几乎无时无之。
13.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不是宿命论者，但也讲天命。关于孔子的“天命观”，后人有许多论述。
何晏在《论语集解》里认为，孔子的“知天命”是“知天命之始终”。皇侃的注疏说：“天命，谓穷通之分也。”“仲尼五十学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曰天命。”“天命之谓性；……孟轲得仲尼之蕴，故云：‘尽其心所以知性，修性所以知天’。”朱熹在《论语集注》里说：“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知此则知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钱穆先生引用《论语》里的话，比如“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篇》），“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篇》）等，侧重于孔子对于自身使命感的自觉自发乃至于自信。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里说，孔子所说的天比较含有宗教上“人格神”的意味。冯契先生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里则认为，孔子天命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天命论， 天是人的理性和主观精神的绝对化，有泛神论色彩。美国汉学家安乐哲对这个问题却有超乎我们理解的看法，他认为古典儒学是一种“没有上帝的宗教”，即“无神论宗教”（《和而不同》）。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里说孔子的“天命”，指的是“上帝之意志也”，“天”是“有意志之上帝”。陈来先生在《古代宗教与伦理》中认为：在周朝，“天命”是一种对主宰命运的崇拜，孔子的“天命”观来源于周朝。所以孔子的“天命”，不是自己的发明，而是对周朝传统的继承。
孔子认为人应敬畏“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篇》）子夏也说：“商闻之矣：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颜渊篇》）当然，敬畏天命并不就是完全听天由命，孔子认为人还要“知天命”，天命不是完全无法捉摸的，是可以通过学习去体悟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篇》）在孔子看来，“知天命”是人生境界之一，经过不断努力，他终于在五十岁达到了这一境界。
孔子强调在道德行为中体认天命，立志而行之，既已“知天命”，就要“尽人事”，他劝请君主尽自己之力施行“仁”，他以天下大任为自我担当，“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篇》），“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微子篇》）。虽然到处碰壁，但他依然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篇》）从这一点来看，孔子的天命观是非常积极的。
“六十而耳顺”，“耳顺”一词，杨伯峻先生说很难讲，姑且翻译为“一听别人的言语，就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
前人对“耳顺”一词也多有论述。
郑玄注解《论语》时说“耳顺”是：“耳闻其言，而知其微旨。”就是说听别人说话，能懂得他隐含在言辞之内的微妙的意旨，言辞之外尚未说出的深意。这可以说是最早的解释了，也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被许多人所接受。
南朝的皇侃在《论语集解义疏》里引用李充的话说：“耳顺者，听先王之法言，则知先王之德行，从帝之则，莫逆于心。心与耳相从，故曰耳顺也。”北宋的邢昺在《论语注疏》里说：“耳顺其言，则知其微旨而不逆也。”朱熹在《论语集注》里说：“耳顺，所闻皆通也。”“声入心通，无所违逆。”清代的刘宝楠在《论语正义》里说：“闻人之言，而知其微意，则知言之学，可知人也。”这些和郑玄所说的都很相似。
但这样解释，道理并不深刻。“说话听声，锣鼓听音”，这是乡下老农都懂的道理，能懂得别人话语之间的深刻涵义，许多聪明人都可以做到，孔子未必需要修养到了六十岁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清代的焦循在《论语补疏》里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耳顺即舜之察迩言，所谓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也。顺者，不违也。舍己从人，故言入于耳，隐其恶，扬其善，无所违也。学者自是其学，闻他人之言，多违于耳。圣人之道，一以贯之，故耳顺也。”
他说的“善与人同”，是能以一己所持的正确意见不排斥他人的正确意见，能以公认为正确的意见为标准，求取他人意见中符合标准的正确意见。顺，就是通达不违碍，入耳即入心。不固持自己的异义，能采纳他人的意见，那么无论什么话听来就不违于心、不逆于耳，能够从他人的意见中分辨出正确的看法予以表扬，又能从他人的意见中分辨出不正确的看法，进而对错误的说法不予计较，不斤斤萦怀于心，这样就能顺利通达，入耳入心。有的学者很看重自己所学，坚持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听到他人的言论，既不能善与人同，又不能择其善而扬之，更不能见其错误而隐蔽之，就会逆耳违心，听不进去。而圣人所持的道理，是普遍性的规则，要一以贯之，无论什么话都能听进去，隐恶扬善，晓畅通贯，这就是耳顺。
这种解释也被许多人所接受，比如刘宝楠就说：“焦此义与郑异，亦通。”
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则把“耳顺”视为“养生之要，耳无妄听，姑且妄听，便听之任之，无须为一点点小事而与人争得脸红耳赤。”也就是说，年纪到了六十岁，个人的修养成熟了，再没有不顺耳之事，听得进逆耳之言，詈骂之声也无所谓，无所违碍于心。
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里的解释与此相近，他说“耳顺”就是：“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而毫不动心，不生气，你骂我，我也听得进去，心里平静。”
这两种说法强调个人修养，虽然是我们普通人不容易达到的，但要是说孔子把它放在“知天命”之后，作为自己人生的又一重境界，似乎还是不够分量。焦循的说法相对深刻一些，但是不是符合孔子的原意，恐怕也有待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