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7年5月积极参加营救上海被捕的革命学生。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任大会主席团委员，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同时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先后出国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1953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陈叔通被推选为主任委员。
陈叔通简介：
陈叔通（1876年—1966年2月17日），名敬第，中国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浙江杭州人。清末翰林。
甲午战争后留学日本，曾参加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后，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此后，长期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前夕，参加筹组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1966年2月17日卒于北京。
陈叔通
生平简介
少时攻读四书五经。1902 年考中举人。1903 年赴京师会考，中进士，被授为清政府翰林院编修。
1904 年东渡日本留学，入法政340 人物大学攻读政治法律。1906 年回国， 任资政院民选议员。曾撰写《政治学》、《法学通论》两书。后回杭州加入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 创办杭州女子学校和《白话报》，宣传社会改革， 参与创办上海合众图书馆。
1911 年辛亥革命后， 被推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会议员，先后任浙江都督府秘书长，大总统府秘书，国务院秘书长等职，并任《北京日报》社经理。1915 年到上海任商务印书馆董事， 参加反袁护法斗争。此后长期担任浙江光业银行董事兼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1932 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积极参加募捐劳军和各种支前活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1 年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租界后， 拒绝日伪逼他任上海维持会会长，隐藏起来，保持了民族气节。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同中国共产党发生并保持了密切联系。1946年5月参与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筹备工作，积极参加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1947 年5 月积极参加营救上海被捕的革命学生。1948 年夏响应中国共产党的“ 五一” 号召， 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潜赴香港。
1949 年1 月到达解放区抵达北平。6 月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被推选为副主任。9 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任大会主席团委员，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2 年参与领导筹备成立全国工商联，1953 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被推选为主任委员。同时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先后出国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
1954 年起连续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是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
1966 年2 月17 日因病在北京逝世。著有《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等。
个人经历
辛亥革命前
陈叔通幼承家学，对诗词古文均有很深造诣。26岁时（1902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并朝考中试，授翰林院编修。1904年，陈叔通东渡日本，入法政大学学习，希望能从明治维新的经验中得到借鉴，以寻求救国的良策。1906年毕业回国，一年后任宪政调查局会办，1910年任清政府资政院民选议员。他热心社会改革，提倡妇女解放，是杭州女学校和著名的私立安定中学的发起人之一，又是杭州《白话报》的创始人之曾编写出版《政治学》和《法学通论》两书。
同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起义讨袁，梁启超赴粤桂间进行策动。起初，西南各省军政要人大都持观望态度，护国军进展不甚顺利。当时，江苏督办冯国漳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秘书长胡嗣瑷与叔老交谊很深。叔老通过胡的关系借得冯的“华密”电报本，通电西南各省发动反袁。各省要人得到“华密”电报都以为冯国璋已作内应，故先后响应，宣告独立，护国运动在各地蓬勃兴起。袁世凯见大势已去，被迫于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至6月，忧急身死。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当时最大的一家出版机构，设有编辑、印刷、发行三所，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和香港、新加坡等地设有分馆，组成了庞大的推销网。叔老进馆后发现，三所各自为政，缺乏协调，因此建议，在三所之上成立一个总务处，作为馆内最高行政决策机构，以便统一领导。董事会采纳了这个建议并请他担任处长。他在任职期内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科学化的管理制度，商务印书馆出书的速度、质量以及推销服务等方面，都居于国内同行业的领先地位，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后来，陈叔通应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的邀请，担任该行驻行常务董事。他工作认真，处事严谨，在社会上卓有信誉。
陈叔通1915年从事工商金融事业，立志不与官僚政客为伍，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切邀请均予拒绝。他在游严子陵钓台时赋诗道，“附凤攀龙徒取辱，何如大泽一羊裘。”正因为不愿“附凤攀龙”，他把寓所命名为“有所不为斋”。但他无时无刻不记挂着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疾苦。
在军阀混战、遍地干戈的年代，他忧时伤怀，时思救国匡时之道。他平时生活中十分喜爱梅花，称赞它“品格最高，能耐寒，有骨气”。他搜求名人画梅真迹百幅，把书斋命名为“百梅书屋”，借以表达自己的节操。
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索，陈叔通老认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光明与希望的所在。就在国民党当局无视全国人民饱受长期战争的苦难和渴望和平安定的强烈愿望，蓄意挑起全面内战的严重时刻，不甘“忍视神州随劫尽”的陈叔通，终于以古稀高龄挺身而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洪流之中。
陈叔通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筹备工作，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经常在有关会议上发表精辟见解，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陈叔通拥护中共中央在1948年提出的召开新政协会议的“五一”号召，积极提出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在中共的安排下，他于1949年1月潜离上海，经香港，于3月到达北平，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亲切会见。
1949年，全国政协筹备会常委合影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陈叔通同上海其他民主人士一起从北平回到上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起成立工商界劳军分会，慰劳解放军。
1949年6月，他在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被推为副主任。9月，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接着出席了开国大典。古稀老人，欣逢盛世，他以无比喜悦的心情高歌言志：“七十三前不计年，我犹未冠志腾骞。溯从解放更生日，始见辉煌革命天。”
新中国成立以后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叔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还曾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远涉重洋，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
1957年毛泽东和黄炎培、陈叔通（左三）
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从1951年10月开始，陈叔通主持工商界全国性组织的筹建工作。1953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陈叔通被推选为主任委员。他紧紧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广大工商界人士，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推动全国私营工商业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以和平方式胜利地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工商业者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陈叔通躬与此事，殚精竭虑，投入晚年的全部精力，做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中共领导同志的称赞，也受到工商界同志的尊敬和深切怀念。
思想性格
陈叔通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胜利坚信不移。三年困难时期，他提出了“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两眼看清九个指头”的名联，鼓励大家不要因眼前的暂时困难而丧失信心。工商界曾广泛传诵这副对联。他对祖国统一异常关心，曾有“未复台澎望眼穿”的诗句，表达了他真挚的心情。
陈叔通自称“鄙性粗，欲言便言”。他对党和国家大事总是出于公心，慷慨直言。他曾对友人说：“我从实践中深信，共产党的领导人是真心实意听取人民意见的，我们要以当家作主人精神，对国家前途负责，没有任何可以顾虑的。”
新中国成立后，陈叔通将珍藏的百梅图和其它名贵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他能诗，一生诗作很多，70岁时曾亲自删定并刊印《百梅书屋诗存》一卷。
社会评价
陈叔通一生经历了戊戌政变、辛亥革命、袁氏称帝、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民党统治等重要历史年代，忧国忧民，苦心探索，终于在晚年找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由一位晚清翰林成为一名爱国民主战士。我们纪念陈叔通，就要学习他一生追求真理，赤诚爱国的高风亮节；学习他真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到老不倦的高贵品质。
陈叔通的诗词
1
《庐山纪游》
[现代] 陈叔通
嘘云成海海翻绵，眼底归程欲不前。
回首已迷来处路，此身知又堕风烟。
2
《庐山纪游》
[现代] 陈叔通
主贤忘却客中居，一月句留意有余。
入口肥鲜堪记忆，儿时曾食武昌鱼。
3
《庐山纪游》
[现代] 陈叔通
一年两度游山客，三日连宵上水船。
已过小姑才四里，浮青隐约接遥天。
陈叔通书法：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自隋唐始，到清未止，沿用了1300多年。科举制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俗以至民族性格的深刻广泛的影响，是很少有一种“制度”能够和它相比的。它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反映。在古代社会是最公开、公平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金榜题名是一个成语，最早出自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三》。
该成语的本义是指科举时代考生考中进士，荣登殿试录取榜单之上，后泛指考试被录取。
自隋唐创立科举考试以来，读书做官就成了天下士子求取功名的一条正途。据统计，从隋唐到明清的一千三百年间，产生过百万名以上举人，十万名以上进士，七百多名文武状元。“状元”一词，在唐代曾称为“状头”。殿试录取后放榜，位居榜首者就是“状头”。直到明代初年，朝廷才明确规定“状元”为一甲头名进士的专称。殿试是科考的最后冲刺，也是最荣耀的一场考试。按清朝规例，殿试之后，新科进士要身着公服，头戴三枝九叶冠，立于百官之后候旨。皇上驾临太和殿，宣读考取进士的名次，称作传胪或胪传，其实就是皇帝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的典礼。这种方式成于宋代，明清时最为隆重。如此隆重的典礼，传出的佳话很多，怪事也不少。
以清代为例，读书人在县级考秀才。在省级考举人，第一名叫“解元”。全国（会试）考试第一名叫会元。殿试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笫三名称“探花”。其余叫“进士”，前三名保送进翰林院，其他进士须通过考试选拔后，才能进翰林院再读三年书。进入翰林院和状元是同一待遇。在清朝做大臣、宰相，进士出身还不行，须翰林出身。古代科举制度殿试后录取进士，揭晓名次的布告，因用黄纸书写，故而称黄甲、金榜。多由皇帝点定，俗称皇榜。考中进士就称金榜题名。中国传统文化中讲”四喜“有“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指称人生最大的四件喜事。
陈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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