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真正对词牌发展做出巨大推动的当属柳永、苏轼、欧阳修三人。苏轼在词牌史上的贡献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有史以来，诗歌史上的三座高峰：唐诗、宋诗、清诗。王荆公的半山体算得上宋诗翘楚，接下来就是苏轼。在书法上，他和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代四大书法家。苏轼就是一个“没有立场”的人。王安石变法，他反对新法的激进，和王安石唱对台戏。王安石下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上台执政，全面废除新法。
苏轼是个全才。
我们即使除了教科书之外再不读书，也知道苏轼在词牌方面的成就。苏轼在文学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对词牌主题的拓宽，在他之前的词牌体裁虽然在柳永的创新下一改短小的小令特色，开创叙事长调，但是整体的内容还是以闺阁相思、羁旅惆怅、离情别怨为主。
宋词中的高手很多，李清照、辛弃疾、叶梦得、张元干、晏殊、晏几道、欧阳修、秦观、姜夔，可以说一个手掌数不过来。但是真正对词牌发展做出巨大推动的当属柳永、苏轼、欧阳修三人。
柳永在格式上拓展了词牌的空间，以一己之力为词牌打下群众基础；周邦彦借助大晟府的官方力量，在格式上集大成地规范了所有词牌，号称“词中老杜”；而苏轼开创了“以诗入词”的特色，让词牌的题材拓宽到世间万物，不再局限于“艳科”，开创了豪放一派，使得宋词终于成为可以与唐诗比肩的文学体裁。
苏轼在词牌史上的贡献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但他的文学成就，又何止词牌一途。
在诗方面，苏轼的成就也数一数二。我们说唐诗宋词，只是词牌的成长和辉煌掩盖了宋诗的成就。有史以来，诗歌史上的三座高峰：唐诗、宋诗、清诗。宋诗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成就远远高于清史，甚至可与唐诗比肩。只是被宋词掩盖了风华。
王荆公的半山体算得上宋诗翘楚，接下来就是苏轼。苏轼的诗风上承庄子和李白，在散文化、议论化、理性化上贡献巨大，直接奠定了宋诗高冷、说理范儿的基本风格。宋诗有三大家：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如果只评宋诗两巨头，苏轼也在其中。
散文和赋就不用说了，“唐宋八大家”中，苏门三杰均实力上榜。苏轼沿着欧阳修的诗文革新之路，扫除晚唐五代的颓靡之风，为散文的发展做出范文般的贡献。他的《赤壁赋》流传千年，不减瑰丽。在形式上将赋散文化的同时，保持了部分骈文的词语优美，同时将哲思引入表达，提升赋的内容层次。
这些都是文体之上层次和创新，苏轼的动手能力也非常强，用李清照的话说是“学际天人”。在书法上，他和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代四大书法家。他的字天然、随性，自开苏体一派。在绘画上，苏轼的成就和在词牌上一样，打开了山水墨画的新天地，中国国画史从他手上才真正发端。
真正的大学问家的境界，一通百通天下通。只要是文人涉及的领域，苏轼都是达到了当时的顶峰，并且做出了创新，不但集大成，还有新的高度。
更加难得的是苏轼性格天真浪漫，屡次被人陷害，弟弟苏辙劝他谨慎交友，他却说：“这天下全是好人，我谁都合得来。”而且相当自知：“这是我的毛病，改不了”。这种舒朗天真的性格也融入他的作品之中，所以我们看到苏轼的逆境中总是乐观的，向上的，充满正能量的。
而这种性格也决定了他的思想高度，苏轼的思想兼通百家，精通儒释道。最可贵的是他并不偏信哪家思想，不为任何一家的思想所局限。
不偏执、不沉迷，反而比一般人要领悟得更加深刻、通透。
这是一个最难得的学问家的态度，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而实际上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这种独立思考的人，往往会出现脑袋决定屁股的行为，在表现上更像一个“没有立场”的人。
苏轼就是一个“没有立场”的人。王安石变法，他反对新法的激进，和王安石唱对台戏。王安石下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上台执政，全面废除新法。苏轼觉得新法有些地方是不错的，不应该全盘否定。于是又成为司马光的对头。
这样一个人，在世俗眼光中，就是“首鼠两端”，不知进退的傻子。苏轼何尝不知道呢，他自己都说，大腹便便，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知世故而不世故，坚持自己独立思考的人，唯独不是个会做官的人。做官需要能力，但是更需要站队。而苏轼反对新法的一部分，支持新法的一部分，他并非因为反对而反对，这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并指导自己言行合一的人，在官场上是混不下去的。
但是却深受百姓喜爱，只因他是一个文学上的全才，还是一个正直而独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