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中国人的求知欲，让这位百岁老人至今谈起，仍几度扼腕。和原书相比，《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并不是照搬翻译。译者们对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百科，态度之严谨，意志之坚定，令人肃然起敬。目前周有光已至少用坏了六台文字处理机。
本文来源：素材来源于Lens杂志等
转自：上海策马翻译
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逝世，享年112岁。他早年研读经济学，50岁时“半路出家”，转攻语言学，并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他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做了全面的科学的阐释。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是他主持制订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85岁以后，周有光开始研究文化学问题，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专著30多部，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这里小编带大家了解老先生与发妻相识相知的趣事，咀嚼先生精彩且传奇的一生，了解其独特的读书方式以及实事求是的翻译观点，瞻仰其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翻译事业作出的贡献，体悟先生独具的人格魅力。谨以此文缅怀先生。
“开卷三问”的读书方式
周有光总是带着浓厚的兴趣回忆自己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经历，那时他每天要读英文报刊，并且要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今天的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首先是查百科全书。”
这种英美式的读书方法，使他获益良多。沈从文曾送他个“周百科”的美称，就是有感于他这种“知识狂”的性格。后来，参与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是出于他普及最基本、最重要的知识的愿望。他晚年的文章也往往以“百科”的风格写就：简明易懂的语言，框架式的结构，清晰明确的观点和必要的背景知识补充……
令周有光感到遗憾的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出版已近 30 年，只卖了不到 20 万部，而日文版刚出就在日本卖出 70 多万部。中国人的求知欲，让这位百岁老人至今谈起，仍几度扼腕。
周有光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不列颠百科全书》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从1980年开始，周有光成为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另两位委员是刘尊棋和钱伟长。“周百科”的外号也算是“名至实归”。谈到当年翻译《百科全书》的细节时，周有光称，“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不过由于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就压缩成10本，称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一套二三十本，一般人买不起，就压缩成《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周有光知道，这本书出来，赚不了钱，但“这部书是一个大国必须有的”。
这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经过周有光、钱伟长、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索乐文、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恒安石等500多位中外编纂人员持续5年的紧张工作才得以出版面世，包括了约71000余个条目、5000余副图片、约2400万字的10卷《简编》，于1986年9月全部出版。
和原书相比，《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并不是照搬翻译。比如原书里关于中国的条目，在原书7万多条中占有2200条，中文版关于这些，不是翻译原书，而全部是由中国的各学科专家、学者自己撰写的，条目数量也比原书多出将近一倍。此外，原书中有三千多条只列条头，没有释文，或者只加上极简单的定义性说明，但由于它们都是比较重要的条目，中文版则根据原书的19卷《详编》加以补充，成为单独、完整的条目。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与严格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编写的百科全书相比，《简编》主要是一部按照西方观点编写的介绍西方文化知识的工具书和参考书。但中国的译者们依旧本着客观求实的原则将照实翻译，对于有争议的条目，各种不同的论点都在释文中做出客观的陈述。比如对于莎士比亚一词，《简编》除了对他的生平、剧作等进行解释外，还把专家对于很多作品是否出自他手的怀疑也编了进去，在丰富读者知识的同时，还激起读者对莎士比亚本人进一步研究的兴趣。译者们对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百科，态度之严谨，意志之坚定，令人肃然起敬。
伉俪情深，70年如一日
周有光的妻子张允和是“合肥四姐妹”中的“二姐”，2002年去世。1933年，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回首二人70年的婚姻生涯，周有光用充实与和睦来形容。他将他们的恋爱称作是“流水式”的：“我与张允和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我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而她本来在上海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
张允和曾在《今日花开又一年》中讲起一段关于一个“偷听的和尚”的有趣故事：“一个冬日的周末，我们相约在灵隐，天相当冷，我穿了一件式样比较考究的皮领大衣，上山的途中，我们低声交谈，但始终不敢手搀着手。一个老和尚一直跟在我们后边，我们走他也走，我们停他也停，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小，他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多么不识相！走累了，我们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一块能容下两个人坐的树根休息，老和尚竟也侧身坐了下来，凑近有光低声问：‘这个外国人来了几年了？’有光笑答：‘来了三年了。’‘难怪中国话讲得那么好。’他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原来我们的悄悄话全被他听去了。”周有光解释说，大概是允和的鼻梁比较高。
刚开始交往时，周有光谨慎细心，这是他的风格，也正好合乎张允和的脾胃。她后来说，自己可能很早就意识到周有光会成为她的终身伴侣。他为人耐心，有绅士风度，值得张允和尊重，也有种莫名的能力来节制她激烈的性格。
注重实用，以新释旧
周有光先生的面前是他生前使用的最后一台打字机
与很多传统教养深厚的学者不同，周有光并不十分执着于笔墨纸砚的旧式手写方式，而更注重写作的效率，他很愿意学习使用新的工具。
张允和 86 岁时，他还教她使用文字处理机，而她学会的第一个词组是“亲爱的”。目前周有光已至少用坏了六台文字处理机。最新的一个被他用布小心包裹着，就放在身旁。机器是夏普公司送的，为了感谢这位“汉语拼音之父”当年为键盘符码的设置提供的建设性意见。
如今，汉语拼音已是学习汉字的基础。当年，为了这26个字母的组合，周有光等学者研究了三年。在他看来，语言的实用性、与世界的沟通性是最重要的，中国需要建构一套在世界上可以通用的字母语言，这种字母又要与古老的汉字对接。
他既非那种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也不支持将语言圈禁在精英文化的花园里。“如果有那么多 文盲，这个国家怎么行?”对待现代汉语的态度，也折射了周有光思考整个中国文化的方式。
在他的朋友陈章太眼中，周有光是真正的现代学者，“从不与世界为敌”。周有光始终很认同胡适思考中国文化的方式，注重实用、注重效率、注重以新的“方法”阐释旧有的传统，他想做的事情是在一个领域内开体立范。
纵观周有光一百多年的人生，除了历史强加的动荡之外，平淡而丰盛，充满了令人愉悦的、有活力的自持。他对语言学事业的建树，对汉语拼音规范化的贡献，对翻译事业的热忱与关切，对后人继续研究、深掘、发展这一领域起着引路灯塔般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