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严复巴黎留影，时年二十六岁。严复有一种所谓的社会关怀或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可能是1877年去英国以后逐渐萌生的。这也是严复译科学书和林纾译小说的重大区别。严复在1902年说用汉语讲授科学还为时尚早，需要二十年。严复认为用汉语讲授科学无异于用“中国旧之刀锯锤凿”制造钟表。在当时这个问题被称为“雅驯”。
沈国威（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学术的体系由概念构建，概念以语词为外壳。而对于外来的学术体系，容受语言的话语体系常常有毫厘千里的距离。严复开始翻译工作时，人文社科领域翻译的积累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这是我们如今很难想象的。严复在翻译和著述过程中，遇到了怎样的困难？日本关西大学教授、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沈国威先生长期从事语言学研究，继《严复与科学》（2017）之后，最近又出版了《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详细讨论了严复的译词及其对现代汉语建立的贡献。《上海书评》请他谈了谈这方面的情况。
《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日]沈国威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380页，85.00元
严复与林纾都在晚清时期翻译了大量西方书籍，林纾翻译小说，严复则侧重人文社科类著作，如《天演论》《原富》《穆勒名学》等，与林纾相比，严复翻译的目的及所处语言环境有何不同？
1878年严复巴黎留影，时年二十六岁。
沈国威：严复和林纾当然完全是两种类型。严复有一种所谓的社会关怀或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可能是1877年去英国以后逐渐萌生的。严复在英国留学时就读了培根，受到了英国经验哲学的洗礼。他不再把形上之学看得那么高大上，认为形下之学能改善人们的生活。严复的“科学=富强”就是从这里来的。而小说在清末的语境下是一种雕虫小技。林纾是不是想靠这个东西来匡扶社会，我不太清楚。至少严复不喜欢被人与林纾相提并论。严复的著述活动是从1895年2月开始的，他当时大概已经读了赫胥黎最新的论文。他第一篇时论《论世变之亟》就包含了“天演”的意思，只不过还没有“天演”这个词，他使用的是“世变”“运会”。接下来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在《天演论》的译例言里严复谈到了“信达雅”，现在“信达雅”被当做翻译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但是，我想也可以当做《天演论》翻译的个案来看，说的是1895到1896年间严复所处的翻译环境。当时的翻译环境如何？用傅兰雅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既无其学又无其语。这也是严复译科学书和林纾译小说的重大区别。今天我们读《天演论》，感到译文和原文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是究竟是严复取舍的结果，还是一种语言上的无奈？思想史的研究对前者讨论的多，我是研究语言的，对后者更为敏感。我想指出我们对世纪之交汉语局限性的认识是不够的，其实严复在很多时候是勉为其难的。当时我们的语言还没有为翻译西方的人文科学做好准备。严复在1902年说用汉语讲授科学还为时尚早，需要二十年。后来严复又说需要三十年。严复认为用汉语讲授科学无异于用“中国旧之刀锯锤凿”制造钟表。这是一种来自翻译实践的悲观。世纪之交汉语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语词；二、汉语的句子形式；三、读者的阅读情趣。
《直报》所载《论世变之亟》
语词就是翻译所需要的译词吧？您在书中提到，严复的译词有承袭中国古典的，也有独自新造的，能大致介绍一下吗？
沈国威：对，语词就是译词，严复认为这是翻译的先决条件。译词从哪里来？现在我们买一本辞典就能解决一大半了，可按严复自己说法和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严复没有机会使用传教士的英汉字典，至少几种主要字典，如马礼逊、罗存德、卫三畏的他没有用。我的书借用了严复的话，“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就是想强调译名的来之不易。严复的知识直接来自于英文，换句话说就是他在获得这些知识的时候，没有经过翻译。所以当他要把这些知识转述给国人时，就遇到了困难。他只能用自己所知道的词，也就是古典词去翻译。但是不同语言的词是不可能完全对应的。严复把译词分为大词、小词两类，大词是像“权利”“自由”这样的重要词语，现在也叫“关键词”；小词就是一般性的词语。但我们知道甚至“猫”“狗”这样的小词，汉语英语也不完全相等，严复说这个没关系，只要慢慢磨合就好。至于大词，严复认为在古代，中外是相通的，所以在汉代以前的古典中可以找到完美的译词。当然，汉以前的古典，不可能为严复提供他所需的所有译词，新造译词是不可避免的。
《天演论》
严复在译词创造上遇到了哪些问题，他是如何解决的？
沈国威：严复说“物竞、天择、储能、效实”都是自己创造的，颇有一点沾沾自喜的感觉。这种积极的态度和日本兰学家不同。兰学家认为应当首先使用中国典籍中的词，实在没有才可以“私造”，既然是“私造”，就不是堂堂正正的了；桐城派也主张文章里不能有阑入之字。严复对如何新造译词没有过多的说明，但可以指出两个特点，一是多用古僻字，二是单字译词多。这两点都和严复译词应该使用汉以前的字的主张有关，也是严复的译词最终没有能够留下来的主要原因。另外，对严复来说，语素对译法是一个重要的方法。所谓语素对译也叫“直译”，就是先把外语词分解开，然后用汉字去对译。例如football译成“足球”。语素对译法一方面需要高度的外语知识，另一方面，选择哪个字也反映了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例如，现在一般认为严复的“天演”是evolution的译词，其实“天演”是cosmic process的直译。赫胥黎一方面用cosmic process讨论生物的进化，另一方面用ethical process讨论人类道德的进化。Evolution是单纯词，又是中国没有的概念，所以很难译出来。严复好像也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在1895年的文章里面没有“天演”，一直到1896年6月以后这个词才出现。这也是一个逐渐领会的一个过程。《天演论》的定稿、刊本第一节就有“天演”，但是手稿里边第一节没有，第二节才出现。这就说明初稿里没有“天演”，现在能看到的手稿本其实是修改稿，“天演”是修改过程中加进去的。手稿本第一节没有出现“天演”应该是漏改了，刊本就完全统一了。赫胥黎的原著是“进化与伦理”，有人说严复的《天演论》缺失了伦理的一半。其实不是，严复只是没有使用“伦理”这个词而已。因为严复不认可这个日本的译词。
《天演论》序
您在上面提到了汉语句子形式和受众阅读习惯的问题，具体是指什么？
沈国威：翻译要求原封不动地传递原文的信息。严复即使完全理解了原著，也有一个用什么语言形式翻译的问题。句子形式是严复碰到的重要障碍。严复认为中英两种语言在句子层面最显著的差别是从句，特别是定语从句（《英文汉沽》，1904年）。对名物加以各种限定、修饰是西方科学著作的特点，而汉语的特点是句子短小，没有很长、很复杂的定语成分。翻译原著的定语从句让严复很伤脑筋。照原样译出来意思不通，省略不译又怕不能完全传达原著的意义。定语是近代以后语言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汉语一百多年来的变化，我认为都是围绕如何使定语长大化展开的。现代汉语里增加了很多区别词，也叫非谓形容词，它只能用来修饰名词，不可以作谓语。区别词的出现就是为了满足修饰名词的需要。所谓阅读习惯实质上是受众对文章的价值取向。读书人不认可你的文章，就不会去读你的书，哪怕书里的道理再好。在当时这个问题被称为“雅驯”。严复和吴汝纶在书信中对雅驯的问题有很详细的讨论。严复在翻译《原富》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文章越来越糟糕，告诉吴汝纶几乎要放弃了。其中的原因就是《原富》和《天演论》不同，要使用大量的专业名词，这样文章的格调和节奏都不易掌握了。吴汝纶说西方著作多是大部头，是宏大叙事，“一干众枝、枝叶扶疏”；这在文体上有和《史记》相通之处，但是韩愈以后中国的读书人更看好小豆腐块，把宏大叙事的传统给丢掉了。吴汝纶希望严复能恢复《史记》的传统。但这不是严复一个人能解决的问题。
《原富》，南洋公学本。
严复认为缺乏严格定义的专业术语是当时汉语的一个大问题，其实双音节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严重不足也影响了译文。严复在《政治讲义》中讨论国家起源时，涉及到了一对相对立的概念：state和family。state现在译成“国家”，family翻成“家庭”。但是这两个词似乎还不是严复的“使用词汇”，他尤其不想使用“国家”，认为其中的“家”和state相矛盾，会影响表达的准确性。他也尝试着使用“邦国”。可是，从日语翻译过来的书籍都是用“国家”，所以严复就得解释，翻译state，两个字的时候叫“国家”，一个字的时候叫“国”，是一回事。这也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注意严复译词的形式和意义的关系。比如他要讨论“学”和“术”的关系。“术”是人类知识的积累，是经验性的，“学”是对“术”的整理和提升。“术”如何能够成为“一科之学”，这就是严复时刻意识到的“成学程途”的问题。但是严复有时还用“学术”来表达science的意思。这是因为一个字的“学”在实际使用上有很多限制，不得不转变成双音节的词。这样我们就需要辨别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严复的“学术”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对立的概念，还是仅仅是为了凑足两个字？术语和其他二字词的缺乏，中英语言结构上的差异，宏大叙事文体的不在，这些就是我所说的严复翻译在语言上的无奈。
有学者认为，严复的译词在与所谓的“和制汉语”的竞争中失败了，您能谈一下严复译词和日本译词的关系吗？
沈国威：严复的著述翻译活动开始于1895年春天，这时的汉语已经进入非纯洁时代了。当时的媒体，如《申报》《时务报》上充满了外国人写的，或者受到外语影响的文章。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日语词大量涌入汉语的文章。王先谦、叶德辉、张之洞、樊增祥等人对新名词的责难就反映了这一点。严复在这种环境里翻译、写作，日语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他的第一篇文章里就用了“起点”，张之洞对这个词可以说是恨之入骨。（笑）在严复后期的翻译著述中，如《名学浅释》（1908）等，日本译词的使用就更多了。严复主观上对日本译词是不以为然的，他认为日本译词不够准确、不雅驯；日本不是知识的本原，二手获得的知识会失真。总之严复有严复的矜持，不像王国维那样豁达。
词汇史研究作为记述性的科学，并不刻意解释词语消亡的原因。词汇史研究只描述“埋单”逐渐取代了“结帐”，至于为什么会如此，因为这是一个使用者心理上价值取向的问题，应该交给社会语言学家去处理。当然，严复的译词与一般的流行语不同，它反映了严复接受西方知识的心路历程。
译《天演论》时留影，左一为严复，左二为夏曾佑之族孙夏伯垍。
日本的启蒙家西周创造了两千四百多个新词，现在仍在使用的有百分之十左右，而严复的译词只剩下了三个：乌托邦、图腾、逻辑，而且都是属于那种是无心栽柳的例子。尤其是“逻辑”能够普及开来，完全是章士钊的执着。唯一可以说的是，译词的理据并不决定一个译词最后能否胜出。严复的“天演”从理据上说，要比“进化”好，因为“进”是有方向的，而这正是赫胥黎想排除的含义。严复用“进化”翻译ethical process，说明他赞成道德需要升华、完善的主张。当然，我上面已经说过了，严复的译词爱用古僻字、单音节字，另外，他本人在译词的“始终如一”上做的不好，前后期译词不统一。这些都影响他的译词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但这也是初期译者无法避免的命运。
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动机一直是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严复的翻译对原文有故意曲解之处，借外国人的书宣扬自己的主张。对这一点，您是怎么看的？另外，严复的《天演论》已经一百多年了，对于今天的读者译文很难懂。读懂《天演论》，把握严复的意图，需要做什么？
沈国威：我不是做思想史研究的，对严复的翻译动机说不好。严复说他不是翻译，而是达旨，再加上几乎和原文相等的案语，对读者有一个诱导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但具体是什么，需要做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来廓清。严复想说什么，他的语言清晰到什么程度固然重要，严复能被当时的读者看懂到什么程度，也就是人们是怎么接受严复的也是一个有趣的视角。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信上说，很多人买《原富》其实是用来补壁而已，炫耀自己是新派人物。《天演论》当时有多少人能读懂？读出了赫胥黎的原意和与严复之间的误差？张仲民教授指出了近代新知识接受上的“种瓜得豆”的现象，对于严复一系列的译著，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严复提到古书难读时说：后来的人没有读古人读过的书，也不做古人做过的学问，和古书里说的道理就很隔膜了；再加上年代久远，语言和社会都发生了变化，当然也就不知道古人文章说的是什么了。有时虽然文字不难，觉得已经读懂了，而实际上还有很多似懂非懂之处。要读懂严复，需要读严复读过的书，但这很难做到。对于严复的研究，我只是一个语词视角的参与者，下面是我的几点不成熟的感想。
1905年严复伦敦留影
一、不能孤立地对待严复的某一篇译著，要把严复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研究《社会通诠》如果不同时把《群己权界论》和《政治讲义》纳入考察的范围就可能功亏一篑。因为可以说严复是以相同的问题意识来做这三个文本的翻译的。同时翻译和写作也不能割裂开来，其间是有密切关联的。
二、要有历史感。这一个是说要回到历史的原点，不能以今天的常识理解过去的知识；另一个是说，严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也有一个逐渐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例如，严复开始时说赫胥黎的书是要拯救斯宾塞“任天为治”的末流，后来又批评赫胥黎取媚世人，不说真心话。对于进化论的理解应该是贯穿了严复的整个学术生涯。我们不能固定地看待严复。
三、要有跨学科的视角和方法论。赫胥黎的原著不是生物进化的著作，对这一点争论不是很大。那么到底如何定位赫胥黎的这本小书？研究严复的学者是否注意到了伦理学史，特别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热闹起来的进化伦理学研究对于赫胥黎的讨论？赫胥黎在那场著名的讲演中提到了“进化的伦理”和“伦理的进化”，其中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对于进化伦理学的研究来说，赫胥黎是一个个案，而对于赫胥黎研究来说，进化伦理学是一个大背景。严复的《天演论》乃至严复本身的研究都应该在这个背景下展开。
沈国威著《严复与科学》
四、严复研究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而这个证据要落实到词语上。我把自己的研究方法叫做“关键词分析法”，就是抓住严复译著或文章里的某些重要词语，通过词语对概念进行追踪、梳理，由此解读严复的意图和理解上的变化等。严复在《天演论》中既使用了“天演”，又使用了“进化”，严复究竟赋予了这两个词什么含义？它们的区别在哪里？我现在对这些问题非常感兴趣。也许这是读懂《天演论》的关键。
（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孙青副教授对此次采访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