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14日，身穿汉服的年轻女子在长江边上游玩。根据邢义田的研究，考古所见在受到斯基泰文化影响的民族服饰中，多有左衽的现象。因此至少在孔子的时代，汉服的交领右衽已经成为了区分华夏和戎狄的重要服装标志。中古时期除了传统的交领右衽之外，还出现了圆领袍，唐宋以来极其流行。主动选择将当时的一些胡服元素融入到汉服之中，也是合理的。但是具体到该国，这些服装已经被本土化加以改变，因此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汉服。
2021年3月14日，身穿汉服的年轻女子在长江边上游玩。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笔者作为2004年就穿汉服的第一批“同袍”，对于汉服的历史沿革与定义一直都有所思考。汉服，当然不是指“汉朝的服装”，而是指产生于汉族，或历史上被汉族主动接受、加以改造和发扬的一系列服装的统称。
汉服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远古，《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汉服交领右衽、上衣下裳的特征雏形可能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当然，目前能看到最早关于服装形制的考古证据，主要是商代的人像，穿着袖子较小的交领右衽，也出现了上衣下裳和蔽膝，这些证据表明最迟至商代，汉服最重要的特征已经出现了。
到东周时期，除了上衣下裳之外，还出现了上下连为一体的深衣，《论语》中孔子穿的“非帷裳，必杀之”，就是比帷裳更为修长的深衣。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就是因为管仲辅佐齐桓公帮助华夏各诸侯抵抗入侵的戎狄，保卫了华夏文化，如果不抵抗，华夏人可能就被迫穿上戎狄的“左衽”服装了。根据邢义田的研究，考古所见在受到斯基泰文化影响的民族服饰中，多有左衽的现象。因此至少在孔子的时代，汉服的交领右衽已经成为了区分华夏和戎狄的重要服装标志。
中古时期除了传统的交领右衽之外，还出现了圆领袍，唐宋以来极其流行。这种圆领袍最初是外来的，朱熹早就说过“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朱子语类》卷九十一）。就是说朱熹生活的宋代，最流行的圆领袍之类最初是“胡服”而不是汉服，这种“胡服”是从晋、五胡、南北朝时期出现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也有类似的表达，说“今之上领公服，乃夷狄之戎服”，也是意识到圆领袍最初并非是汉服。
起源于南北朝并广泛流行于唐宋和明代的圆领袍，最初确实是一种源自游牧骑马民族的服装，但后来被汉人主动接受并加以改良和发扬，最后演化为汉服的一种类型。我们看到唐代、宋代的皇帝和士大夫的画像，大多是穿着圆领袍头戴幞头，已经被作为一种标准装了。
当然，在祭祀等大典礼仪中，还是要穿戴先秦时期就出现的衮冕衣裳，但日常办公都是穿起源于“胡服”的圆领袍。类似的，赵武灵王主动接受胡服，“乃赐胡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骑射焉”（《史记·赵世家》）。主动选择将当时的一些胡服元素融入到汉服之中，也是合理的。
明代的汉服，有一种质孙服，又称为“曳撒”，在蒙古语中是“华丽”的意思，本来是元朝时候的蒙古服装。但明朝人吸收和接纳了这种服饰，将其纳入到汉服系统之中，所谓“只孙，一作质孙，本元制，盖一色衣也”。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也说“今圣旨中，时有制造曳撒数，亦起于元。时贵臣，凡奉内召宴饮，必服此入禁中，以表隆重”，说明他们对质孙、曳撒的来源，以及最终融入汉服的情况很清楚。从这些现象来看，其实汉服本身可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能够接受一些“他者”元素的参与。当然，这有一个先决条件，接受必须是主动接受，而不是被强制接受，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
由于中国文化在古典东亚的强势地位，汉服也深远地影响了周边国家和民族的服装形制，日本奈良时代穿唐衣冠，所谓“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朝鲜半岛也长期模仿中国汉服，如新罗真德王时期“始服中朝衣冠”（《三国史记》），高丽时期服装“遵我宋之制度”（《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并以朝鲜李朝使用并坚持“大明衣冠”最为典型。此外，越南、琉球等国家也都接受和模仿汉服的衮冕、上衣下裳、圆领袍、乌纱幞头等。
那么，这些国家模仿的服装，是否也是汉服呢？笔者认为，这些服装刚被传过去的时候，比如朱元璋赐给朝鲜半岛的“大明衣冠”，“赐群臣陪祭冠服”，“太祖高皇帝赐冕服”，这些明朝制作的衣冠当然是汉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自己制造的衣冠，其实已经出现了朝鲜半岛自身的特点，如圆领袍变得更短，幞头的翅变得更小之类。类似的，日本在奈良时期模仿了唐朝的衮冕、圆领袍等，圣武天皇在732年首次穿装饰了十二章纹饰的衮冕之类，但后来逐渐被日本加以改造，在平安时代出现了日本化的狩衣、乌帽子、垂缨冠、十二单等各种日本式服装。
所以，这种被本民族在历史中逐渐改变后的衣冠，可以说源自于汉服，和汉服之间具有文化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具体到该国，这些服装已经被本土化加以改变，因此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汉服。
（作者系大学老师、历史学者）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李竞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