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育人楷模表彰大会（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马丹）

根据需要，马丹被调往东辉中学，一待又是三年。今年7月，她结束了援藏工作，回到武汉。今年9月6日，她被教育部授予“2022全国教书育人楷模”。2020年6月，马丹在东辉中学的操场上指导学生练习戏曲舞蹈。我们的藏式啦啦操队在2016年10月就已经组建，直到2018年7月才出去参加比赛。夺冠后，两个学生代表上台领奖，他们把奖

“祝老师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在教师职业上越走越棒”“妈咪教师节快乐呀，还有中秋节”……9月10日教师节，马丹的手机响个不停，她的藏族学生们纷纷发来祝福。

马丹是湖北省武汉市旅游学校的一名形体兼礼仪老师，2016年，她主动报名成为首批国家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教师；当年8月，她和另外49名湖北各地级市的老师们一起来到西藏山南市第一高级中学（以下简称山南一高）任教。三年期满，面对同学们的挽留，她选择留下，成为50人团队中唯一续任的支教老师。根据需要，马丹被调往东辉中学，一待又是三年。今年7月，她结束了援藏工作，回到武汉。

六年时间里，她在雪域高原组建了首支藏式啦啦操队，带领24名队员走出大山，在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中摘得桂冠；探索内地戏曲进藏区校园、热巴鼓舞的文化传承；每年到农牧民学生家里家访，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先后对十余名学生进行资助。

今年9月6日，她被教育部授予“2022全国教书育人楷模”。9月8日，新京报记者联系上马丹的时候，她正在家中休养，六年的高原生活让她出现了心肺肥大的症状，并伴有一定程度的记忆力减退。

“我刚去的时候，那边的资源和条件真的带给我很大落差。我心里就两件事情，一个是干，一个是怎么去创新式地开展自己的工作。”采访中，马丹不止一次提到“援藏就是援自己”，她认为，在藏区开展艺术教育，最重要的是用新理念去开阔孩子们的眼界；同时也对家长和当地老师进行引导，让他们明白，唱起来跳起来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能够在孩子们的人生规划上产生长远的影响。

2020年10月，马丹在东辉中学的操场上指导学生练习热巴鼓舞。受访者供图

打破常规，让藏区音乐课变得不一样

新京报：你在支教的两所学校分别做了哪些工作？

马丹：我在山南一高担任校团委书记和音乐老师，负责团建工作和音乐课的教学。在东辉中学接任的工作比较多，除了学校第二支部副书记和音乐老师，我还是援藏办公室主任以及工会组织委员。但音乐教学一直都是我主要的工作内容。

新京报：山南一高的音乐课你是怎么上的？在此之前他们的音乐课如何开展？

马丹：山南一高的课叫音乐鉴赏，面向高一高二年级开设，我去之前学校只有两名音乐老师。通过交流，我得知他们原来上音乐课的方式就是按教材授课或者大家一起唱歌，我想打破基础的教学常规，进行调整。

除了书本上的内容，我想到更多的就是利用内地的一些资源，借助信息化教学，把好的音乐节目添加到我的内容里。比如央视的《经典咏流传》，每两节课给同学们放一集，让他们在鉴赏不同音乐形式、开阔眼界的同时，感受经典诗篇是怎么被唱出来的，以此去思考，藏族民歌可以用哪些新方式演唱？我还想把节目中所展现的人物精神传递给他们，比如谭维维唱的《山高路远》致敬了登顶珠峰的无腿老人，在音乐教学中也可以让同学们感受这种坚韧不拔的品质。

我还会在网上收集其他视频，平时看到就会留心保存，比如音乐会、戏曲节目。因为不懂京剧，同学们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好笑，慢慢地，他们学会鉴赏和分析音乐。

新京报：东辉中学的音乐课也这样上吗？

马丹：不是，东辉中学的学生是初中生，理解能力要差一些，他们上的是音乐基础课，每个班每周就一堂音乐课，其实孩子们很珍惜，我就想让孩子们在课上动起来。

我通过拍桌面的方式，带着孩子们对喜欢的歌曲打出节奏，也学习厦门六中的杯子舞形式，让孩子们感受节奏变化。我还跟着藏族老师学唱藏语歌，再教给同学们。校园里，可供活动的范围非常小，孩子们又特别好动，边唱边动的教学模式，既能让课堂活跃起来，也有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

新京报：你是形体老师出身，如何保障音乐教学的专业性？

马丹：担任音乐老师也是因为学校有这方面的需要，我平时在不断的学习和思考中推进。对于音乐教学，我会去西藏大学旁听课程，有专门的老师提供培训、也跟着大学生上专业课，同时跟一些老师取得联系，交流当地艺考的考试内容，以便给学生提供指导。

东辉中学是一所有着60年红色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学校，很适合开展文化传承教育。我去西藏大学学习了热巴鼓舞这一非遗舞种，在社团活动上领着同学们一起跳；我也试着将京剧和藏文化结合起来，让大家用藏语去唱一个简单的京剧片段；你能在这当中看到孩子们对他们的文化是很骄傲的。我就想多学一点，所以我最后总结的心得，援藏其实也是援自己。

2020年6月，马丹在东辉中学的操场上指导学生练习戏曲舞蹈。受访者供图

高原首支藏式舞蹈啦啦操队“跳”出大山

新京报：你是怎么想到要组建藏式啦啦操队的？

马丹：2016年我被分到山南一高，95%以上的学生都住校，校长建议老师们开展一些文体活动来丰富同学们的生活，我就建了一个舞蹈社团。藏区的孩子们大多能歌善舞，但他们毕竟很少接受系统化的训练，我就想，正好可以借助这个活动去增长他们的见识，也为他们提供一个释放学习压力的途径。

在内地，啦啦操已经是开展得很好的项目，但在藏区还属于新鲜事物，我就在舞蹈社团中慢慢地教他们，观察大家的接受能力和喜爱程度，当时还没有想到要出去参赛。在接触中，我发现孩子们都很喜欢时尚的、民族的东西，我就开始思考，如何将藏元素融入啦啦操中。我当时想得比较多，包括服装的设计、音乐的融合，也常跟学生讨论动作。

这里的孩子多数来自牧民家庭，割青稞、放牛放羊就是他们的假期生活。后来我就有了把他们带出去的想法，也跟学校汇报了，我非常想通过努力让孩子们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不是单单组建一个社团。

新京报：当时为参加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做了哪些准备？

马丹：参加比赛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涉及资金、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协调。我们的藏式啦啦操队在2016年10月就已经组建，直到2018年7月才出去参加比赛。

按照规定，各队伍要通过本地的分赛才能参加决赛，我们作为西藏的第一支队伍，经组委会特批，没有预选就直接进入总决赛了。但我知道藏区孩子的基本功和技巧比不过内地的孩子，所以我们带出去的更多是藏族的传统艺术文化，在相对简单的动作中展现藏式舞蹈、藏式音乐、藏式服装等。

在动作上，我想把他们的生活点滴融进来，就设计了挥鞭子放羊的姿势作为开场，也会和他们讨论怎样做更好，孩子们的感受常常给我灵感。比如有学生提出挥鞭子的时候要转一下脚，我一看，动作的确更加洒脱。

我们的备战用了三个月左右，学校仅有的一个室内馆经常被用来考试，所以我们大都在露天的操场上训练。第二课堂和周末上午是平时的训练时间，到了暑假，则延长到上午九点半至下午五六点。中午我们就买盒饭一起吃，那段时间我经常跟他们在一块摸爬滚打。

新京报：参赛队员是怎么选出来的？

马丹：藏式啦啦操作为社团活动的时候，我是不限制人数的，100多个孩子报名，我就都让他们参与进来。而对于谁可以去山东参加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我们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挑选，一是家长和班主任要同意，二是不影响他们的学考，三是各自跳操的效果。

其实有点遗憾，因为比赛的人数要求，也考虑到经费，我们只能带24个孩子出去，一半男生一半女生，高一高二的都有。

新京报：中途有孩子畏难或者放弃吗？

马丹：那倒没有，除非是孩子这段时间有重要考试。我们的训练强度还好，孩子们不怕辛苦，而且很喜欢跳。

新京报：获得冠军后，你们是什么反应？

马丹：那次比赛我们获了两个奖，分别是少年甲组的藏式街舞亚军和啦啦操冠军。成绩公布后，大家非常高兴，老师们也都没有想到会拿奖。出发前，我就想着能有个露脸的机会，拿不了名次也没有关系。

夺冠后，两个学生代表上台领奖，他们把奖杯举得高高的；下了台，其余孩子拥上去，有条件的就拍照拍视频发给家人，家长们也在手机那端为他们欢呼，半天（奖杯）我都没拿到手（笑）。

2018年7月，马丹（第一排左二）和山南一高学生在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上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参赛期间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画面吗？

马丹：到日照以后，组委会考虑到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就安排我们住在靠海的一个酒店。孩子们去了海边，手拉着手嬉戏，我站在旁边，看着看着，就忍不住流泪，如果能够多带一些孩子出来该多好啊！他们那喜悦和发光发亮的眼神，深深打动了我。

新京报：你离开山南一高后，啦啦操队怎么运行？

马丹：由一高的体育老师继续在第二课堂教学，受疫情影响，大家也比较少去外面比赛了。

新京报：你觉得艺术教育可以为藏区的孩子带来什么？

马丹：一是让他们越来越自信。藏区的孩子很腼腆，比如他们一开始接受不了啦啦操的服装，尽管我设计得已经比较保守，把露脐装改成了连衣短裙。通过这些活动，他们会更愿意展示自己，也交到了外面的朋友。

二是树立人生目标。他们会憧憬到海边的城市上大学、文化课不太理想的学生会想通过艺考的途径走出去，有了目标，他们就会为之奋斗，更加主动地去学习。有个叫罗布旺堆的孩子，通过比赛走上了艺考这条路，最后考取南京传媒学院，当时他的家人和班主任都不敢想象他能上本科。这个孩子现在大二了，前段时间我们见了面，他完全变了一个样，特别自律；他说他很想像我一样，将来做一名艺术老师，去圆更多孩子的梦想。

新京报：在你看来，藏区该如何开展艺术教育？

马丹：我希望能够有更多优秀的艺术老师走进藏区，同时针对藏区学生的特点，思考性地开展一些创新工作，把艺术教育做到极致。其次，要在艺术教育中开阔孩子们的眼界，让他们学习新的东西，也不丢弃本民族传统。

现在我们提倡的思政教育也是很好的切入点，在课堂中，老师除了教学生学习音乐、创新音乐，也要教他们怎样去做人。

2019年5月，马丹指导山南一高学生准备全国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的剧目。受访者供图

“山南已是我的第二故乡”

新京报：六年的支教生活中还有哪些让你难忘的故事？

马丹：因为我还有一些扶贫的工作要开展，所以途中如果经过了学生家，我就会去看一看，有时也会专门去家境比较困难的学生家里。我学了一些藏语，用于简单交流。

我很想去帮助他们，看看家里需要添置点什么，或者跟着一起坐拖拉机去干农活，收青稞、挖土豆、放牧……了解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状态，以及家长对我们援藏工作的认可程度，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孩子们和家长都特别质朴，每次去家访，大家都把家里珍藏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比如牛肉、鸡蛋。有的家长甚至会用袖子把杯子擦干净，为我倒上一杯自己做的青稞酒或者酥油茶。我在做农活时拿镰刀的方式不对，他们也担心我会割伤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非常非常感动。

几年来，我学会了骑三轮车，和大家一起坐在草地上吃泡面，我从来不觉得这样很苦，反而感觉很幸福，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进他们。我以前没有在农村待过，所以我说援藏也是援自己。

新京报：今年回武汉之前，你是怎么和孩子们告别的？

马丹：这次我不敢跟太多孩子说，因为东辉中学专门在一次升旗仪式上欢送了我们援藏老师，其他更多的我没说，我很怕自己难以控制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