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政治制度由天子任命宰相，由宰相领导“政事堂”处理全国政务，并向由大儒领导的“太学”报告工作。并且“政事堂”受到“太学”的监督。而“太学”的“缙绅士子”则这来自于全国各地，代表人民。黄宗羲提出的文职与武职人员共同合力领军经武的做法可以说是十分高明。上文提到的黄宗羲的言论均引自其名著《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的思想影响深远。
中华文明的三次上升周期 第二十二章 明朝思想家对于共和政体的首次设计
作者 范子盛
黄宗羲和他的《明夷待访录》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不仅仅是在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领先世界的傲人成绩，而且掀起了一股新的政治思潮。这一思潮从根本上彻底系统地揭示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君主制度无法逾越的弊端，并且对未来将要实行的崭新的取消君主，没有皇帝专制，由人民掌握权力的共和政治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开创性的战略性的构想。
我在研究历史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各个朝代的人对于皇帝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在汉朝时，皇帝是普遍受欢迎的，因为汉朝的皇帝结束了长期的战争局面，并且推行了宽松的政策，使人民过上了安定的生活，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发展。汉朝的一流的知识分子，如贾宜、晁错等人思考的是如何巩固这一制度而不是取消这一制度。唐朝时为皇帝服务效力到边塞去开疆拓土建功立业似乎是当时社会主要的流行思潮。而到了宋朝，人们对于皇帝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厌倦情绪，例如，宋代大儒朱熹的名言便是“君臣之大义无所逃乎天地”，在这句话里朱熹虽然肯定了君权的权威性，不过请注意，他使用了一个“逃”字，其对于皇帝的厌恶之情，逃离之志也是溢于言表的。而到了明朝时，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对于大权独揽的皇帝已经感到无法忍受了，人们认识到专制制度是一种罪恶，是违反天理人情的，是阻碍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必须予以革除才对。
例如，明代的思想家黄宗羲就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专制的实质是“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皇帝以一己的私欲私利“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结果搞得“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因而作为独裁者的皇帝实际上是“天下之大害者”。黄宗羲又进一步指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因而要求建立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新型的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的共和的政治制度。
在法制方面，黄宗羲要求废除维护皇权 “桎梏天下人之手足”的“非法之法”、“一家之法”。要求建立“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的维护人民权利得到人民衷心拥护的法律。这种新法律是区别于维护皇权的旧法律的因而黄宗羲将其称之为“无法之法”。
在具体的政治制度方面，黄宗羲反对“视天子之位过高”，主张 “以宰相而摄天子”，由“宰相设政事堂，使新进士主之，或用待诏者”，总揽天下之政，“四方上书言利弊者及待诏之人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黄宗羲的这个构想实际上是要把天子设置为类似于今天的国家主席的一个职务，然后由天子任命宰相。而宰相则类似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宰相则负责领导政事堂。政事堂则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然后就由政事堂来处理全国的政务。新进士或待诏者则作为政事堂的工作人员。
同时，黄宗羲主张把太学祭酒设置成类似于今天的人大委员长的一个职务，要求将太学以及各级学校建设成为一个类似今天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机构，而缙绅士子则相当于今天的人大代表。他说道：“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又说到：“郡县朔望，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师弟子各以疑义相质难。其以簿书期会，不至者罚之。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於众。其或僻郡下县，学官不得骤得名儒，而郡县官之学行过之者，则朔望之会，郡县官南面讲学可也。”
这说明，明朝时候的人黄宗羲为中国设计了堪称神奇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由天子任命宰相，由宰相领导“政事堂”处理全国政务，并向由大儒领导的“太学”报告工作。并且“政事堂”受到“太学”的监督。而“太学”的“缙绅士子”则这来自于全国各地，代表人民。这样一种政治制度改革的方法，就是将家天下变成了公天下。这是一种非常巨大的进步。
在军事制度方面，黄宗羲主张“天下之兵当取之於口，而天下为兵之养当取之於户”，即按照一定的人口比例从民众当中征兵服役，同时又以一定的户口比例从民户中征集军费。黄设计了普遍的兵役制来取代以往的“卫所制”、“招募制”和“大将屯兵制”。
根据黄宗羲的测算，如果以“五十而出二”的比例征兵，以“十户而养一（兵）”的方式征集军费，则明万历六年，国家有“人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则得兵一百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人矣，人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则可养兵一百六万二千一百四十三人。”如此以来兵源和军费都有了保障，而人民的负担也不至过于沉重。
在军队的管理和指挥上黄宗羲提出要“使文武合为一途，为儒生者知兵书战策非我分外，习之而知其无过高之论，为武夫者知亲上爱民为用武之本，不以粗暴为能，是则皆不可叛之人也。”黄宗羲提出的文职与武职人员共同合力领军经武的做法可以说是十分高明。只有建设一支有文化、懂政治、有灵魂的军队，才是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根本办法。而且由文职与武职人员共同领军，避免一人专权，可以确保军队永远忠诚，永不背叛。
在财经方面，黄宗羲提出了“欲天下安富”，“必废金银”，应该恢复宋元的旧制以金银为本钱，再“佐之以盐酒等项”发行纸币。黄认为货币的作用在于“使封域之内，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此久远之利也”，因而建立合理、便利、稳定、信用的货币制度对于经济的安全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黄宗羲还批判了“重农抑商”的错误的观点，而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他说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对于“吏胥”来源的问题，黄宗羲主张由民众轮值当差或由“士人”轮值担任，而不应该实行雇佣制，这样便可以解决“吏胥”为害的顽疾。所谓“吏胥”翻译成现代的语言指的是中下级的非首长性质政府办事人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务员”，这样一批人虽然级别不高，实际上却掌握了很大的权力，如果他们的产生方式得不到规范，势必会造成很大腐败问题。
黄宗羲非常重视制度的创新与完善，他说道：“治天下者亦视其势，势可以为恶，虽禁之而有所不止；势不可以为恶，其止之有不待禁也。”黄宗羲所说的“势”， 就是制度。
上文提到的黄宗羲的言论均引自其名著《明夷待访录》。“明夷”二字源自《易经》，意思是太阳没于地下，光明隐遁了。在黄宗羲看来由皇帝一人专制的帝国时代是一大黑暗的时代，这一时代强权称霸，人性泯灭，弊政丛生，毫无出路，必须加以变革才行。不过即便是在大黑暗之中，也并非是没有太阳，只是太阳藏于地下，总有一天地底的红日必然会喷薄而出，还世界以大光明，这就是“明夷待访”四字的含义。黄宗羲以其超卓的智慧，过人的胆略清晰地勾勒出了人民民主的共和新政体的轮廓，实在是具有划时代的非凡意义。
黄宗羲是浙江绍兴府人，他生于1610年，卒于1695 年。公元1911年，在黄宗羲去世后216年，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帝国——大清帝国被推翻，中华文明从此进入了新的时代——共和时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由此中华文明建立起了稳固的成熟的共和制度，中华文明也走上了不断高速发展之路。
黄宗羲的思想影响深远。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说：“我喜读黄宗羲著作，在于这位学问家的思想有着朴素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而天下之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了。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应谨记这些道理，并身体力行。”
总的来说，黄宗羲写的《明夷待访录》是一本令人拍案惊奇的书。他对于政治、法律、军事、经济、金融货币、干部人事等各方面的制度都进行了崭新的设计。虽然他的设计在当时处于等待访问的状态，但是他绘制的蓝图却在二百多年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了应用。这也就说明了战略的价值，一个战略只要是正确的，不管等待多少年，最终会得到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