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张作霖的亲信汤玉麟接手热河，继续推行鸦片政策。上梁不正下梁歪，热河各级官员也默许鸦片走私的泛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东北全境。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公开宣称，鸦片是伪满洲国民众最喜爱的东西。据估天津市就有12万人吸毒，占全市所有人口的十分之一。截至“七七事变”前，日本通过鸦片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大部都用于军费开支。
鸦片对于中国近代而言，是最能够挑动我们的敏感神经的一样东西。
在十九世纪初，英国人率先使用鸦片撬开中国国门。但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逐渐放弃了对中国的鸦片输出，趁此时机，日本开始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鸦片渗透。作为日本侵略者最先涉足的中国领土——东北，就成为日本首先推行鸦片毒化政策的地区。
一、“毒”来已久为什么是东北？
日本在东北推行鸦片政策，与东北自身的条件是分不开的。
东北地区是中国著名的沃土，自然资源丰富，战略地位极高。尽管从1858年开始，俄国先后从清政府手中掠夺了东北地区约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东北地区仍可东出日本，南傍朝鲜，北扼黑龙江，西控蒙古，仍是中国要冲之地。
1905年，日本赢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俄国在东北的特权由日本接手，日本终于如愿以偿的独自侵占中国东北利益。
除了军事战争手段外，使用鸦片进行毒化，就成为日本进一步侵占东北的重要手段，目的是为了摧毁东北经济环境以及当地民众的身心健康，瓦解东北军民的抵抗意志。在日本的一手操控下，以东北旅顺、大连为中心，辽东半岛很快成为日本对中国内地贩毒的大本营。
为什么日本人能够如此轻易地将东北变成自己的制毒贩毒基地？
东北自古以来民族成分复杂，尽管清朝中期为了保证自己的“龙兴之地”不受侵扰，曾禁止关内汉族向东北迁移，但仍有大量流民迁往东北。清晚期索性开放禁令，又使得大量汉族人口进入东北，和东北地区原有的满族、蒙古族等共同生活。
再加上近代以来，俄国、法国、德国、日本等纷纷赚取东北权益，使得东北的社会情况愈加复杂。这就使得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东北地方政府，都无力对东北进行有效控制。
另外由于东北的气候环境影响，东北人民历来有吸烟的习惯，因为烟草可以有效帮助当地人民御寒以及驱除病虫害，再加上东北土地肥沃，适宜烟草种植，日本侵略者利用这种社会条件，将鸦片包装成“新鲜烟草”，逐渐在东北泛滥开来。
但是自1840年以来，全中国都晓得了鸦片的危害，东北地区自然也不会例外，那为什么还会出现鸦片泛滥的情况呢？
主要还是因为鸦片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在清政府倒台后，北洋军阀确立了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尽管当时的中国对鸦片的禁令由来已久，但军阀割据一方，连中央政令都可以置若罔闻，更何况怎么能管得了自己种什么？于是军阀们普遍对禁令阳奉阴违，大量种植和销售鸦片，吸取大量资金。
如奉系军阀就会给当地商家颁发“印花”，无论什么货物，只要贴上这个东西那就是合法商品，鸦片自然也不例外。
不仅光明正大地买，还堂而皇之地种。在中东铁路沿线分布着约十万多亩的罂粟田，连军队勒索百姓都不要钱财，而多要鸦片，部队士兵更是人手一包鸦片。
对于日本而言，在遭遇了1929年经济危机和干旱霜冻灾害后，日本农业生产陷入困境，大量人口饿死、病死。日本为了走出困境，就将目光投向这个低投入高回报的鸦片项目上来。在东北之前，日本已经在台湾进行了实验，成功总结出一套推行鸦片政策的经验。
况且在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近16亿开销中有一半都是向英美借贷而来，为了还清巨额债务，进一步扩大陆军海军建设，为侵略行动提供物质基础，日本帝国主义就采取了所谓的“以毒养战”策略。
二、军阀遗毒1921年，张作霖主政的东北开始广泛种植鸦片，从张作霖扶持下，汲金纯成为热河第三任都统，鸦片的种植与泛滥也逐渐开始。汲金纯上任伊始就下令废除禁烟令，下令热河全区皆要种植鸦片，给出的理由也十分荒唐，他竟然声称种植鸦片可以让热河民众的贫困生活得到很好的改善。
民众生活好没好不知道，汲金纯以及东北当局的财政状况倒是得到极大的“改善”。汲金纯一改过往按照土地等级征收不同税额的规定，不论土地等级，一律只收取大洋六元，这就大大降低了鸦片种植的门槛，所征收的烟地税也成倍上涨。
1926年，张作霖的亲信汤玉麟接手热河，继续推行鸦片政策。汤玉麟的手段较汲金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先在表面恢复了禁烟令，任命汤佐荣为热河禁烟总局总办，并出台了一大批文件规定和处罚制度。但实际上这都是走走过场，这些文件章程反而让官方的鸦片走私更加畅通无阻。
在禁烟的烟雾弹下，汤玉麟还强迫农民大规模种植鸦片，并以禁烟条令为依据向，种植鸦片的农民处以“烟地罚金”，相当于变相收取了鸦片种植税，由此带来的巨大利润全部填入奉系军阀的军队开销之中。
除了罚金外，还有烟地特别印花税、出境税等，名目众多，金额巨大。之后汤玉麟以热河兴业银行为工具，通过该行在全国各地设置的分行大规模收购和贩卖鸦片，从中获取了极高利润。
上梁不正下梁歪，热河各级官员也默许鸦片走私的泛滥。察哈尔、绥远，甚至北京、天津都能看到热河出产的鸦片。根据资料，仅在1930年到1933年的三年间，围场一个县就向外流通了359万两鸦片。这种大规模流动只要有禁烟总局的认证便可畅通无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东北全境。1932年3月，在日本的扶持下，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皇帝。日本为了全方位的控制东北，瓦解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在东北推行大规模毒化政策。
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联合制定了十分细致的鸦片政策，其中参与决策的无不是臭名昭著的战犯，如伪满政府财政部总务司长星野直树、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副参谋长岗村宁次等。具体计划的实施由曾任日本神户税务署长的难波经一主持。
难波经一从佳木斯和华北地区收购鸦片50万两，又从伊朗进口鸦片200万两，提供给东北各级鸦片销售机构。
日本帝国主义还以舆论攻势，大肆宣传吸食鸦片的合理性，麻痹欺骗大众吸食和种植鸦片。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公开宣称，鸦片是伪满洲国民众最喜爱的东西。为了满足这种“喜爱”，伪满洲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出台了多个政策，并建立了多个售卖场所。
三、毒化东北1933年初，日本兵出热河，意欲进占中国华北地区。5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放弃了华北地区的防御体系，日本得以更方便地从东北向华北输出鸦片，鸦片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先遣队”。日本南满洲制造株式会社就曾将大量海洛因输送到冀东地区，进而延伸至整个华北。
关东军也十分支持这种“以毒养战”的恶毒策略，鸦片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有很大一部分是补贴入了关东军军费，关东军的天津驻屯军甚至直接参与贩毒。关东军第二科参谋田中隆吉曾在公开场合透露，关东军在平津地区的采购包括鸦片。日本在策划内蒙独立时，也将鸦片和罂粟输出作为首要措施。
日军占领热河后，还接管了汤玉麟在承德建造的海洛因工厂，由浪人阪田诚盛负责，他为此专门采购了多辆美国卡车，将工厂中制出的毒品分销平津地区，关东军宪兵负责保护运输安全。
1935年，在日本扶植下成立的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也作为日本贩毒的保护伞。昌黎一地就有贩毒场所213家，唐山、山海关、滦县、开平等地更是泛滥成灾，唐山一地就有467家烟馆和海洛因馆。据估天津市就有12万人吸毒，占全市所有人口的十分之一。
国际社会也曾谴责日本这种行径，但日本置若罔闻，甚至不断扩大罂粟种植面积。日伪政府还向民间提供罂粟良种和贷款业务，如果种得多，还会奖励棉布等日用品，这导致东北地区的鸦片种植区，从热河逐渐扩展到兴安、牡丹江、滨江、锦州等地。
截至“七七事变”前，日本通过鸦片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大部都用于军费开支。1937年伪满政府颁布《麻药法》，进一步完善了日本对东北的毒化政策，将海洛因、吗啡等全部收归专卖，更好的控制制度贩毒这一邪恶的产业链，这让日本所生产的“白面”在华北东北地区所占的市场份额高达九成以上。
大量的制销毒品严重违背了《海牙禁烟公约》和《日内瓦禁烟协定》。1937年国际联盟派遣专门小组调查中国鸦片问题。在5月份举行的第22次国际联盟鸦片毒品委员会会议上，各国代表对日本进行施压，要求日本遏制毒品泛滥的趋势。
此时日本也需要控制鸦片泛滥，因为日本不仅想要侵略中国，对苏联也拟定了军事计划，这就需要日本将东北打造成为一个东亚大陆的桥头堡，为其提供更多的资源，这就要求东北建设大量的军事和民用措施。
但东北由于长期受到鸦片毒害，劳动力水平已经大大折损，所以日本在不影响鸦片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开始部分禁止鸦片。
为此伪满洲政府总务厅长星野直树召开会议，成立了所谓的“鸦片禁断委员会”，满系官员倒是很积极地想断绝鸦片供应，但遭到日系官员拒绝，很明显是别有用心。1937年10月，伪满政府颁布《禁断鸦片方策纲要》，声称十年内完全取缔鸦片，《盛京时报》也开始宣传禁烟戒毒。
明面上的贩卖不行，那么走私就成为主要途径，由于市面上的鸦片供不应求，走私价格也被抬得非常高，这对中国社会的民间财富无疑是又一次巨大掠夺。
四、恶劣影响日伪政权的十年禁烟，仅仅四年就戛然而止，因为太平洋战场的开启让日本面临着更为艰难的经济和军事形势，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更大规模的战争中。于是日伪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战时经济体制，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经济掠夺。
这时候的日本连表面功夫都不再做，撤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开始公开鼓励鸦片种植和走私，即使不能从东北补充劳动力，起码也能减轻日本对东北统治压力，从而能够抽出更多力量支援各大战场。
1942年至1943年，日本和伪政府双方代表召开了“大东亚鸦片工作会议”，想要整合日本占领区的毒品生产和销售，东北除了要“自给自足”外，还要向外输送大量鸦片。过往的禁烟伪装被彻底抛弃，还张贴告示鼓励种植鸦片。
除此之外还大幅提升鸦片收购价格，原先鸦片价格无论等级都是每两2元，如今提升至每两4元，这不仅恢复了禁断鸦片之前的种植面积，还大大增加了鸦片产量。为了迎合中国市场，日本还把制造出来的鸦片根据质量好坏，命名为“福膏”、“禄膏”、“寿膏”。
这种公开纵毒的行为让东北烟民数量与日俱增，东三省仅登记在册的鸦片吸食者就有100余万人，未登记在册的未成年人有50万，另外还有120万吸食者潜伏在普通民众中。也就是说，此时的鸦片吸食者将近300万人，这是日本侵略中国前的十余倍。
为了保证鸦片收入，日本还对鸦片走私予以严肃打击，但效果并不显著，因为进行鸦片走私的大都在政府中担任一定职位，缉私人员也会被拉拢腐蚀，打击走私也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最后，无论是伪满政府还是日本关东军，纷纷直接加入其中，收购黑市鸦片向华北地区出售。
无论禁止与否，这都是日本“以毒养战”政策的不同反应，禁止是为了垄断利益，松禁是为了赚取更多利益。
除了经销，日本帝国主义还鼓励东北的鸦片种植，在1942年，所谓的十年禁断停止后，东北的罂粟种植面积迅速恢复至禁断之前的水平。伪满洲政府以每百公顷3万元的补贴吸引东北民众种植罂粟。截至1945年，伪满洲国的罂粟种植面积高达千万亩，总产量更是到了惊人的3亿两。
自1905年，日本在辽东地区建立殖民统治后，毒化政策便贯穿了日本对东北的侵略。
长期的毒化政策让东北遍地罂粟、处处烟馆，整个东北社会呈现出一副死气沉沉的面貌。在伪满政权存在期间，东北新增的鸦片吸食者多达250多万，极大损害了东北民众的精神面貌和身体素质，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东亚病夫”的印象。
鸦片的泛滥导致东北地区的劳动力流失严重，因为大量种植鸦片，东北的农村经济结构遭到破坏，东北地区的生产能力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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