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运城解放前夕，何典成领导学生支援解放运城战役，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英勇就义。随后，受党组织派遣，父亲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年多。但他不顾个人安危，率领部队突出重围，安全撤退。母亲因为当时待产无法随行，没想到这一次的生离，竟是最后的死别。1947年9月11日，在太岳军区解放军收复虞乡、解县前夕，因叛徒告密，国民党残余势力策划了“虞乡中学事件”，父亲和40多名进步学生被捕。
编者按
又到一年清明时。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天既是礼敬祖先、慎终追远的日子，也是全民族寄托共同的哀思，祭奠英雄、缅怀先烈的日子。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曾如此评价英雄。在今年清明节到来之际，中共山西省委网信办、中共山西省委讲师团共同推出最闪亮的坐标——“坚定不移跟党走 革命精神永相传”主题网络宣讲活动。宣讲讲述的英烈英模，有著名的抗日英雄，有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有血沃抗美援朝战场的全国战斗英雄，也有在对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为国捐躯的亲兄弟。讲述者们，他们既是英雄的至亲，又是英雄故事的讲述者，更是英雄精神的传承人。让我们在他们的讲述中重温英雄事迹，汲取精神力量。
本期讲述人物：何典成 宣讲人：何文祥
何典成
何典成，男，1914年生，运城市盐湖区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至1934年就读于运城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卢沟桥事变后，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先后担任地方游击队指导员、永济中小学校长、晋南中学领导人、永济虞乡中学校长等职，长期参与敌后抗日战争，领导白区的宣传、支前工作。1947年运城解放前夕，何典成领导学生支援解放运城战役，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怀念我的父亲
宣讲人：何文祥
我叫何文祥，是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今天，我要把我父亲和他战友们的故事讲给大家，也把在心底埋藏了64年的一份怀念说出来，说给我从未曾谋面的父亲听。
我的故事，要从七十三年前说起，从运城解放前夕发生在河东大地上的一桩惨案说起。
1947年10月，解放军打响了第二次攻打运城的战役。盘踞城内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不甘灭亡，一边疯狂反扑、负隅顽抗，一边大肆残害关押在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当时他们制定了处决条件：凡是党员的、凡是班长以上的、凡是老解放区的、凡是干了两年以上的，一律屠杀。为了掩盖自己的滔天罪行，他们都是在半夜，把革命志士用麻绳捆上、用破布堵住嘴，用刺刀刺杀后抛进枯井里填埋。
在解放军围攻运城期间，在黎明前的曙光已经照向河东大地的那段时间里，国民党反动集团用极其残忍的手段，陆续杀害、活埋革命志士、解放军战士、爱国人士等多达68人。
他们中，有年仅23岁的共产党员胡永康，经受一次次酷刑，在慷慨就义前愤怒地撕碎了敌人的审讯记录；有无数次穿越枪林弹雨，却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棍棒之下的董警吾、张雄；有年仅18岁的解放军排长赵宽虎，还有共赴国难的高源恒、芦庆珠夫妇……他们中，还有我的父亲——何典成。
1951年4月，在4年前实施屠杀的国民党阎匪头目谢克俭被抓获，根据他的交代，人民政府在运城镇茅角巷的一口枯井里挖出了一大堆骨头、一大堆麻绳和一大堆衣服，后来确认，一共是49位烈士的遗骸。被请到现场的爷爷，是因为发现了一个父亲常用的烟袋，才确定自己的儿子就在这一堆遗骨中。
我是1947年1月在阳城县出生的，那时母亲随父亲在阳城晋南中学工作。父亲牺牲后，母亲不愿意给党组织添麻烦，就请党组织派人用一头毛驴，把自己和襁褓中不满周岁的我驮回了老家。母亲把我紧紧抱在怀里，在山路上颠簸了好几天，因为供血不足，回到家后发现我一张小脸和半个身子都是黑青的，据说从此就有了个“黑脸”的小名，而且心脏也因此落下毛病。
直到11岁前，父亲对我而言都只是一位陌生又遥远的英雄，他就好像只是字典里的两个字一样。他长什么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怎么牺牲的？家里人从未提起。以至于今天要讲点父亲的事，搜肠刮肚，也拼凑不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我只知道，父亲从小聪明好学，是爷爷最疼爱的一个儿子。爷爷给他取名典成，是期望他能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所以尽管家里穷，也硬是靠着打饼子供父亲读完了师范。直到去世，爷爷都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个最疼爱的儿子、这个被大家称为英雄的儿子。但我觉得，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爱着他。因为我发现，爷爷养了几只鸡，那些鸡蛋只在逢年过节才舍得拿出几个来给全家炒盘菜吃，唯独我是个例外，经常可以吃到爷爷塞给我的煮鸡蛋。爷爷把对父亲的那份爱，寄托在我的身上，这份深沉又无奈的爱，我也是在长大之后才逐渐明白的。
小时候，每年总有那么几天，会发现母亲偷偷掉眼泪，后来追问才知道，那大约是父亲牺牲的日子，但忌日到底是哪一天，谁都不清楚。当我再想追问一些时，母亲总是闭口不言。直到很多年以后，爷爷去世、母亲去世、抚养我长大的四叔去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生离死别，我才明白人世间最大的痛，是藏在心里永远都不想提的。可能父亲那个名字在他们心里每默念一次，都会像刀剜一样地疼。
11岁那年，我在库房发现了一个破旧的皮箱，里面有些泛黄的课本，还有一张合影。我拿给母亲看，她指着第一排左四那张年轻帅气的脸说：这就是你的父亲。
上世纪30年代初，还在运城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的父亲，就萌发了参加革命的念头。他经常同革命者亲密往来，并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爱国学生运动。
1932年，父亲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少年立志、许身救国。师范毕业后，他一度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先后化名“老五”“子午”，还曾改名“和平”，表明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志向。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组织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鼓励群众参加牺盟会、游击队，抵抗日军侵略。随后，受党组织派遣，父亲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年多。抗大毕业后，又回到运城，在中条山一带参加抗日游击队，担任政治指导员。
一次，游击队被敌人包围在山洞里，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队长中弹牺牲，父亲也身负重伤。但他不顾个人安危，率领部队突出重围，安全撤退。伤好后，父亲重新回到游击队，继续开展抗日斗争。他组织宣传队和剧团，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动员青年们参军参战。
后来，父亲被组织派往阳城晋南中学工作，在开展教学的同时，对青年学生进行民主抗日教育，母亲也跟随父亲离开了家乡。我的母亲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妇女，她不懂得丈夫口中的革命理想，却会在他们每次开会时自觉地搬一只小板凳坐在家门口不远处放哨，手里时常拿着的针线活儿，多半是给丈夫的那些穷学生们缝缝补补。
1947年，父亲被调往永济虞乡中学担任校长。母亲因为当时待产无法随行，没想到这一次的生离，竟是最后的死别。
1947年9月11日，在太岳军区解放军收复虞乡、解县前夕，因叛徒告密，国民党残余势力策划了“虞乡中学事件”，父亲和40多名进步学生被捕。关押期间，敌人威逼诱供、严刑拷打，却始终没能从我父亲嘴里逼出一丝情报，直到最后被残忍地屠杀。
就是在发现照片的那一天，我第一次从母亲口中知道了这些关于父亲的事。母亲说，因为父亲长期秘密从事地下工作，夫妻俩又总是聚少离多，所以自己对于丈夫的了解，也仅此而已。
也是从那一天起，父亲，不再只是一个陌生又遥远的英雄，而是成为流淌在我身体里的一份精神血脉。在此后62年的岁月里，我好像始终能感觉到有一份特殊的父爱，天天都在陪伴着我。
就是在11岁那年，我要升入完小读书，再也不能被“黑脸黑脸”地叫了，我决定给自己起一个像样的名字。这时候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父亲的名字——何典成。思忖半天，我给自己取名何文祥。文与典意思相近，而成与祥合在一起，则是一个寓意美好的词——成祥。我想用这样的方式，怀念那个从未谋面的父亲，那个据说我和他长得很像，一样都有一头特别硬的头发的父亲。
我9岁时，爷爷去世。上世纪六十年代，抚养我长大的四叔也积劳成疾患病去世。因为给四叔看病，家里欠下1350元的外债。这些钱，在当时可以买两个农家院子，沉重的债务把这个家逼近崩溃。
也许是因为我身上流着英雄的血脉吧！我想，再大的困难也难不过抛头颅洒热血的父亲吧！
为撑起这个家，我初中毕业就回乡务农，后来被派往县里学习兽医，当上了公社的兽医员。我深知能获得这样的机会，不是因为自己比别人本事强，也不是比别人运气好，这是党和国家对烈士家属的关怀，更是人民对烈士的感念！
我始终告诫自己，要像父亲一样做一个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人，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认真钻研、苦练技能，有一次，生产队的一匹大马肠子破了，危在旦夕，我当机立断把手伸进直肠，没有在马肚子上开刀，就完成了医治，引来了在场同事和群众的交口称赞。因为技艺突出，我的工资也很快从最初学徒工的20块钱涨到了32块、52块，9年后，我终于还清了最后一笔500元的债务。那年我34岁，而我父亲牺牲时也是34岁。所以34岁一直像一份特殊的纪念，留在我人生的记忆中。
现在我已从兽医站站长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多年了，住在运城市区的楼房里，冬有暖气、夏有空调，衣食无忧、儿孙满堂，享受着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美好生活。可日子过得越美满，我就越想念父亲，他期望创造的新世界、新生活，他没有看到、没能过上，我过上了，我的儿孙们过上了，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告慰他呢？
我和我的儿女都是最平凡的普通人，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和平年代的我们，也成为不了父亲那样的英雄。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父辈留给我们的那份“以国家为念、以民族为爱，以牺牲小我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的信念，是新时代长征路上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
这份信念，我铭记在心，也时刻提醒我的儿孙们铭记在心，世代相传！
（记者 侯津刚 刘亚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