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般论调一经发布，迅即引起中国读者热议。这部于1926年印制的《中西回史日历》，一函五册全。为解决上述的早期历史事件确切时间推算问题，以及“西历岁首恒在中历岁暮”的问题，陈垣发愿编制一部《中西回史日历》。历时三四年，方告功成。大正天皇乃明治天皇第三子，昭和天皇之父，在日本历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
作者：肖伊绯
日本政府今年宣布改年号“令和”，并宣称这一年号并非出自中国经典，而出自日本文学经典《万叶集》，为日本历史上首个出自本土古籍的年号。此般论调一经发布，迅即引起中国读者热议。有引用《礼记·经解》者，称“令和”源出于此，原句为“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更有引用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者，不胜枚举。姑且抛开这日本年号究竟源出中日何方经典的争议，不妨先去品读近百年前著名学者钱玄同旧藏的一部“奇书”。这部书里就附录有自中国唐朝以来，一直以中国年号、中国经典为仿制灵感的日本历代年号。
钱玄同旧藏《中西回史日历》（第六册，附录日本历代年号，封面题字为钱玄同手迹）
钱玄同旧藏《中西回史日历》（第六册，附录日本历代年号，此为最后一页）
《中西回史日历》当年售价不菲
1927年1月6日，北平“大雪竟日”，独坐书斋中的“新文化运动”健将钱玄同，身心都不那么康健，在日记中自称“心绪甚恶，精神甚惫”。当天早晨，景山书社的社员送来了他预订的《中西回史日历》一书，他看至“傍晚时方出门”。
这部于1926年印制的《中西回史日历》，一函五册全。是书为连史纸精印线装本，朱墨套印，开本阔大，书页半叶长宽达30.5×22.1cm。此书为著名学者、史学家陈垣编制，交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版，是研究中国史学及世界史的重要工具书。由于印制精良、内容专门，此书当年售价不菲，每部售价达银圆十六元之多。
须知，这样的书价，在当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当时，一般的新文学初版书，不过几毛钱一本；即使是线装本的古典学术类著作，至多也不过三五元钱一部。再者，即以这部书的售价来与齐白石刻印的“润例”来比较，一部书竟然也差一点就能换到三块齐白石所刻印章了。不难揣测，像钱玄同这样的专家学者，对学术用书自然有较为严苛的标准，能让他花高价且还是“预订”的书籍，一定是颇令其心仪或亟待使用的好书罢。
那么，这究竟是一部有着怎样内容的书，会让钱玄同如此珍视呢？
三种历法，每日对照
《中西回史日历》，是一部囊括公元元年（即我国汉代汉平帝年间）至2000年，跨度达两千年的中历（今称农历或阴历）、西历（今称公历或阳历）、回历三种历法之下，每日对照的大型日历表。全书共20卷，每卷记载100年，每页列表2年。历表分上、下两格，上格记载西历纪年、中历朝代皇帝谥号纪年和干支、回历纪年，还有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改朝换代的年月等；下格排列西历的月、日，中历的月、日，朔闰、冬至日，回历的月首日，三历对照，精密准确。
为方便由中历查找，在每页书边标该页记载的中国历史朝代。例如要查“五四运动”的中历月日，通过其西历时间1919年5月4日，也就是20世纪，查书的第20卷即可——对照中历乃民国八年四月初五。这样的日期查寻，是近百年间的，还可称常见；但如果是要想查寻数百年、上千年间的历史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要做到中西历皆可精确对照，却非易事了。
譬如，我国南宋丞相陆秀夫因抗元失败，逃至新会，最后背着宋帝昺在崖门跳海阵亡的悲壮事件，据《宋史》记载为“至元十六年二月癸未”。查《中西回史日历》，可以推知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为，公元1279年3月19日，距今已740年。试想，即使是在《中西回史日历》出版90余年之后的今天，如果没有电子万年历的帮助，要想推算早至宋代以前的历史事件之西历确切时间，也绝非易事。而这样的状况，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学者而言，更是难事；他们要么是凭个人经验做粗略推算，要么即只能仍袭用中历纪年，终无法精确。
解决“西历岁首恒在中历岁暮”问题
此外，在中西历换算与推算中，还有一个最为明显但又时常会遭遇的问题，即中历岁末，往往会是西历新年之初，这就会造成某一年如以中历纪年，这一年往往还有数十天要延续到下一个西历纪年之中。在确定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时，往往就会遇到这样的状况；要确切得出这一人物的西历生卒年，常常大费周章。
《中西回史日历》的编者陈垣，在其从事一生的史学研究中，就深感这一状况始终是困扰史学研究者的重大问题。为此，他在书前自序中开篇即语：“民国纪元以前，中西历法不同。西历岁首恒在中历岁暮。少者差十余日，多者差五十余日。今普通年表多只为中西年之比照，而月日阙焉。据此计年，中西历恒有一岁之差异。”随即，他又举出宋代理学家陆九渊的卒年问题，称“例如陆九渊之卒，在宋绍熙三年，据普通年表为西历之一一九二年，本无误也。然九渊之卒在十二月十四日，以西历纪之，当为一一九三年一月十八日。”
为解决上述的早期历史事件确切时间推算问题，以及“西历岁首恒在中历岁暮”的问题，陈垣发愿编制一部《中西回史日历》。历时三四年，方告功成。应当说，《中西回史日历》的出版，对于研究历史，对于精确考证史实，确是一个“福音”。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学者，有这样一部工具书列于案头，以备不时之需，实在是非常必要的。
日本仿照中国创制使用的“年号”，被完整录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附录有日本历代年号，自孝德天皇仿照中国创制年号为“大化”(大化元年为公元645年，时为中国唐朝贞观十九年) 以来，直至当时尚在位的第123位天皇嘉仁的年号“大正”。“大正”之号，是以中国《易经》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之句，发意创制的。
大正天皇乃明治天皇第三子，昭和天皇之父，在日本历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但他自己恐怕也想不到，日本仿照中国体制创制的、已有一千余年历史的“年号”，会被完整系统的录入到一位中国学者所编撰的历法工具书中去。
当然，还有更为巧合的是，《中西回史日历》印制的当年，即1926年年底，大正天皇即告病逝，“大正”这一年号次年即被“昭和”所替代。总之，《中西回史日历》附录日本历代年号的做法，在近百年前的中国学术界中并不多见，此举不但实属“首创”，更便于中外学者尤其是对东亚历史格外关注的研究者参照使用。
于此，也就不难理解，这部书受到钱玄同格外重视的根本原因所在了。（肖伊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