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荒山”,就是现在的上饶“铁路新村”所在地。事实上,这种“怪话”,被更多人称为“上饶铁路话”。她长大以后,也成为一名铁路职工,是售票员。蒋红英家中每年过年时,白斩鸡依然是一道必不可少的菜。曹淑英则说,她至今依然不敢吃辣椒。如今,爱人已逝。
都市快报 见习记者 黄煜轩 文/摄 通讯员 徐旭辉 吴浩存
部分已进行改造的上饶铁路新村全景
从城站火车站踏上一列南行的火车,它跨过钱塘江,沿着浙赣线一路南行,经过了山田相间的金衢盆地,跨过浙赣边界,在336公里外的上饶停下了。
这座被誉为“江西东大门”的城市,是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沪昆高铁和京福高铁在此交汇,使上饶火车站成为中国首座“十字”交叉、垂直骑跨式高铁枢纽站。
几天前,当我随着庞大的人流,走出上饶站的出站口,耳边传来的却是熟悉的乡音——杭州话。出站口旁,两位正在维持秩序的铁路工作人员用我最熟悉的杭州话谈论着工作。这让我既亲切又惊讶,便上去问道:“你们说杭州话,是杭州人吗?来这里工作?”
两位工作人员笑了笑,说:“我们不是杭州人,讲的也不是杭州话,是一种只属于我们上饶的‘怪话’……”
上饶有个“铁路新村”
这里的人讲“杭州话”
形成了一个“小杭州”
在上饶火车站经营一家副食品店的上饶市民老朱也插话说,刚才我听到的就是当地一种叫“怪话”的方言。
“这种话和上饶话几乎完全不一样,我们都不太懂,但是听起来又很好听,我们小时候听到有人会讲这种‘怪话’,都很羡慕的。”老朱告诉我,还记得在他小时候,上饶城外铁路边的荒山上来了一大群人,将“怪话”带到了这里。后来,大家都称这群人为“铁路上的(人)”。
这座“荒山”,就是现在的上饶“铁路新村”所在地。说是“新村”,规模不小,堪比一个小镇。
家住铁路新村三路的曹淑英说的就是这种“怪话”。今年已经95岁高龄的她,顶着一头浓密的白发,穿着一件白色衬衫,显得非常精神,衬衫上的小熊图案又让人觉得这位慈祥的奶奶有些可爱。
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家中,用“怪话”和另一位奶奶拉家常。我仔细听了一会儿,发现这种被称为“怪话”的方言,和杭州话仅有一些语调上的差别,有点普通话,如果要形容的话,或许可以认为是一种“更接近于普通话版的杭州话”。
“曹老师是杭州来的老师,我们都喜欢来她家找她说话。”这位奶奶说。
得知我来自杭州,曹淑英张嘴就是一口正宗的杭州话:“我是杭州人,我来到上饶60多年了,我想杭州,我想我的家。”这时,她的口音不再是“怪话”,“我本来在萧山铁路小学教书,上世纪50年代初调来上饶教书,就一直在这里生活下来,没有离开过这里……”
说起当年离开杭州,刚刚来到上饶的情景,她记忆犹新。
“以前,上饶是个很小的城市,比杭州小很多,城里就在江边,铁路边最早都是荒地和水塘,只有一点点矮房子是铁路人造的,居住条件很差,我刚来就只能住在学校里,到了1957年才搬进自己的房子里”。
这套“自己的房子”,就是她一直住到现在的这个地方:一层的砖瓦房,有一个十平方米左右的客厅和几个小房间,客厅后面还有个小院子,种着一些蔬菜。经过几十年岁月侵蚀,房子外观已十分老旧,墙皮发黑脱落。但在曹淑英的收拾之下,房间里依然很整洁,挂着精致的门帘,桌上插着花,小小的家显得很温馨。
在铁路新村这个小镇,曹淑英住的这一片上世纪50年代建的平房,算是历史较为悠久的一批建筑,住进这里的基本都是铁路系统的优秀职工,而他们的家乡都和曹淑英一样,基本来自浙江,大多来自杭州。
今年57岁的何伟忠,现在是一名上饶车务段的铁路职工,他的童年,也是在这片平房中度过:“我的老子(爸爸)之前在铁路杭州机务段工作,差不多就在这片房子造好的时候,他从杭州调到了上饶。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一直生活在让上饶人羡慕的铁路新村,我们这里有自己的医院、商场、电影院、学校,条件蛮好……”他用“怪话”滔滔不绝地说着,洪亮的声音中流露着自豪的语气。
事实上,这种“怪话”,被更多人称为“上饶铁路话”。曾对“上饶铁路话”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原上饶铁路办事处主任王本勋告诉我,当地人之所以称这种方言是“怪话”,是因为这是一门以杭州话作为基调的语言,所以杭州人听了很亲切,上饶人听了却觉得很奇怪。
“为了支援江西铁路建设发展,从新中国成立伊始,成千上万来自杭州以及周边地区的铁路职工和家人一起,陆陆续续离开了家乡,来到上饶。他们集中居住在铁路新村,说着一口地道的杭州话,形成了一个‘小杭州’。”王本勋说,后来,随着与当地文化的不断融合以及杭州以外地区员工加入“小杭州”,在他们的交流中,杭州话开始了一些改变,形成了和杭州话非常相似,又融合了一些上饶当地语音特点的“上饶铁路话”。
奎元馆的虾爆鳝面
知味观的鲜肉小笼
至今流连在异乡杭州人的梦中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它随着社会现象发生而发展。据王本勋估算,在“上饶铁路话”发展最辉煌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使用人数一度达到近两万人,并随着浙赣铁路线延伸至浙江衢州和江西鹰潭、南昌一带,成为铁路沿线的通用语言。
而那时,在这些身处异乡的杭州人看来,也是他们最辉煌的一段时期。
今年刚刚退休的铁路职工蒋红英说:“当时我们铁路新村就是一个独立的小城市,跟地方上联系很少。我们小时候经常能吃肉吃鱼,夏天还能天天喝汽水,我们到上饶街上时,走路都昂首挺胸的。”
她一边说着,一旁的老同事还称赞她“铁路话说得很好”,蒋红英抬高了音量:“我的铁路话讲得确实是算好的!”她告诉我,那个时候在上饶讲“铁路话”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那是我们一段辉煌的历史”。
不过,在她的老母亲看来,这段辉煌历史的背后,更是一段老铁路人的艰辛岁月。如今住在新式楼房里的蒋红英的母亲,一直说着现在的日子比当年好太多了,这位老妈妈用纯正的杭州话回忆道:“我跟我阿爸姆妈来到这里的时候,房子都没得住,分房子的时候,大家为了有个窝,都是抢的!本来杭州城里什么都有,到这里什么都没有,从头开始。”
她长大以后,也成为一名铁路职工,是售票员。
“我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三班倒的,有时候上班确实是没日没夜连轴转,条件也没现在那么好,冬天很冷、夏天很热,想想也真的是很苦。但是为了日子过得好,我们也愿意付出劳动。”到了后来,随着科技发展以及工作条件的改善,她们售票工作的负担才渐渐减轻,生活也越来越好。
虽然日子越过越好,但是心中那份对家的留恋,以及对家乡生活习惯的执念,似乎一直留存在很多异乡杭州人的心中。
蒋红英家中每年过年时,白斩鸡依然是一道必不可少的菜。蒋红英的母亲说:“白斩鸡我喜欢吃,也是杭州人一定要吃的,我们家过年烧鱼还要摆到年十五后才好吃,杭州人说的年年有余嘛!”
曹淑英则说,她至今依然不敢吃辣椒。“奎元馆的虾爆鳝面、知味观的鲜肉小笼,我做梦都梦到过好几次”。
老人们“想回杭州”
在当地出生的中青年说
“不知道自己算是哪里人”
曹淑英对于杭州的记忆,并不仅限于虾爆鳝面和鲜肉小笼,出生地柴木巷的两个并排墙门、楼上曾经玩耍过的两个阳台、长大后搬迁到信余里……在她的脑海中都是一幅幅清晰的画面。
几次说到“我想回杭州”时,她的眼里甚至泛起了泪花。
“本来我是可以调回到杭州的,但是我错过了,回不到自己的家了。”
“因为我的爱人是江西人,他选择留在上饶,我只能留在这里继续生活。”曹淑英说,因为错失了回杭州的机会,她有时也会“埋怨”爱人,“但是一家人肯定要团团圆圆生活在一起,我们很幸福,能够经常回杭州看看,我就很满足了。”
如今,爱人已逝。几年前摔伤了腿,现在走路需要支架支撑的曹淑英,抬头看了看爱人的遗像,又看了看自己的腿,轻声说:“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回杭州坐坐西划船儿了。”
蒋红英的母亲也是这样的心情,她一直重复着“杭州人肯定想家,想回去的”,“年纪轻的时候不觉得,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对杭州也越来越想。”
当我得知,她的出生地是如今的未来科技城附近时,我拿出了最近拍摄的照片,她看了之后感叹:“从农村变成大都市了,杭州现在发展太快了,我作为杭州人很自豪啊!”
“杭州人”,似乎一直是这些异乡老人们心中坚定的信念。可像蒋红英这样,出生在上饶铁路新村,只会说铁路话、不会说杭州话的中年人来说,家乡却显得有些飘忽不定。
“虽然我知道我的老家在杭州,可为了区别于上饶本地人和杭州本地人,我们一般都会说自己是‘铁路上的’。”蒋红英说。
然而,很多时候,在外面说自己是“铁路上的”,人家会不理解;说自己是杭州人,又觉得底气不足;而从小耳濡目染的教育,又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属于上饶,并不是上饶人。
“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算是哪里人了。”蒋红英说。
“小杭州”即将消失
曾盛行的“上饶铁路话”
或将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迹
“我带你们在铁路新村走一走吧,这个‘小杭州’马上就要消失了。”在这里长大、号称熟悉每一条弄堂的何伟忠,热情地带着我穿行在狭窄的巷道间,像介绍老朋友一样,给我介绍路边这些印着铁路符号的建筑。
从2010年开始,略显陈旧的铁路新村,已被上饶市纳入城市改造的地区之一。低矮的房屋正渐渐被新式高楼取代,加上住房改革之后,不少来自杭州的铁路职工已将房屋转手给了当地人,往日“小杭州”居民之间亲切的方言交流被点头微笑冲淡了,“上饶铁路话”渐渐失去了传承的土壤,也没有了继续发展的人文优势,或将永远成为一个时代的特殊印迹。
走在路上,一位穿着裙子、烫着卷发的阿姨,用“上饶铁路话”向何伟忠问好,询问他女儿现在的情况,他说:“女儿已经在南昌工作,我在南昌给她买好了房子。”
“没有想过让伢儿(孩子)回杭州工作吗?”
何伟忠:“这个看伢儿自己了,她觉得哪里发展好就去哪里,我们尽可能给她提供最好的条件。至于我们,就安安心心在上饶生活了,这个城市也不错的,不大不小刚刚好,周边青山绿水,环境很好,我下个月就要开车去山里避暑了。”
搬出铁路新村之后,何伟忠仍旧把新房子买在了铁路新村旁的一个高层小区,站在他家的窗户前,就可以俯瞰整个铁路新村的全貌。在他看来,铁路新村已是他的心安之处,他已经把根扎在了铁路新村,扎在了上饶。
蒋红英的新房子,同样离铁路新村不远,是一个上饶的中高端小区。她一直希望孩子能够回到杭州发展,“杭州现在发展那么快,身边有很多人都去杭州工作,如果伢儿能够去杭州工作,前景应该蛮好的。”
想了想,蒋红英又补充:“我们伢儿很小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觉得‘铁路话’很好听,却始终没有学会。如果他到了杭州,听到正宗的杭州话,学起来应该就很快了吧?他如果定居杭州,我们以后回杭州也是经常的事了。”
“其实也还好,336公里的距离并不远,我们坐高铁去杭州,一两个小时就到了。不管我们是不是杭州人,小孩以后在哪里生活,杭州永远是我们心中的人间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