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露萍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南方局，南方局又马上通知了党中央。特务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联络站举行联席会的当晚，将我全部地下党员抓捕。经组织批准，张露萍回成都看望母亲，躲过了军统局的调查。当周养浩以个别提审为名想借机侮辱张露萍时，她以两记响亮的耳光予以回敬。戴笠即令周养浩取消感化，“严加防范”。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37 年，16岁的余家英经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推荐，来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结业后，余家英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1939 年 10月，中央社会部决定派余家英到重庆工作，受南方局军事组叶剑英直接领导。起初，延安派余家英回到四川，目的是想利用她和川军师长余安民的亲戚关系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为此，叶剑英对余家英的工作作了具体的安排：即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
读书时金兰四姊妹，左起张露萍、周玉赋、杨梦萍、车崇英
当时，南方局给余家英布置了三项任务：
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此二人之前已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中）；
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
三是伺机在军统内部发展党员。
为了便于工作，并且消除敌人的怀疑，组织上决定余家英化名“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进入军统。组织上还指示张蔚林从军统宿舍里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
为了避免特务的监视，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不通过曾家岩 50 号周公馆 （中央南方局对外办公地址），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传递情报。在 1939 年秋到 1940 年春的半年中，张露萍多次获取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以及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等重要情报。有一次，张露萍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着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集情报。张露萍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南方局，南方局又马上通知了党中央。结果，“三人小组”刚摸进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
1940 年 4 月，我党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地下联络站被军统发现。特务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联络站举行联席会的当晚，将我全部地下党员抓捕。由于敌人传递这一行动消息的时间较晚，所以当张露萍截获这一情报时，已经来不及找情报员传递情报了。为了挽救濒临危险的同志，张露萍冒着暴露的危险趁着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情报工作中绝对不允许的)，递上一张写有“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后，匆匆离去。我地下党同志看到字条后立刻终止了会议，并且及时疏散，让敌人的抓捕计划落空。
军统特务们为此恼羞成怒，知道一定是从内部走漏了消息，于是进行了疯狂地调查。戴笠深知军统内部一定有共产党的谍报人员，而且是在情报的核心部门。
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先后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 4 人成为组员，他们都处在军统的机要部门。
这件事情发生后，戴笠找军统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决定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何人，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骑自行车上街，巧遇大姐余顾彦。姐妹久别偶遇，十分激动。大姐说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已久，张露萍始终没有尽孝床前。经组织批准，张露萍回成都看望母亲，躲过了军统局的调查。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的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
长肖茂如平时和张蔚林的关系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故意说张是有意破坏器材，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蔚林没有沉得住气，以为身份暴露了，情急之下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
事处去躲避。党组织认为，张蔚林的事情只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到处分，不会暴露身份，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将此事的影响降到最低。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
然而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张蔚林逃离禁闭室后，老谋深算的戴笠产生了警觉。他不仅立刻派人四处寻找，同时还秘密搜查了张蔚林的住处，结果搜出了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
戴笠不动声色，待张蔚林回来向董益三检讨时，即刻抓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知张蔚林被捕的消息后，翻墙逃出军统电台大院，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意识到情况危急，立即让冯传庆化装成商人，并安排交通部门护送冯深夜过江去延安。叶剑英没有忘记当时回家探亲的张露萍，他迅速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电报晚了一步。戴笠早已借张蔚林的名义，给张露
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匆匆返回重庆，被等候在家中的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没能逃脱特务的抓捕。
就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擒。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中央的“军统电台案”。
张露萍烈士故居--四川崇庆县“杨宫保府”(现为人民政府招待所)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他们万万没想到共产党已经打入到军统里面来了，他们怀疑张露萍是南方局派来的联络员，便故意释放张露萍，派人暗中跟踪。但机智的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从曾家岩50号前通过时从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志就假装不认识，以此迷惑敌人。戴笠更为恼怒，他亲自出马提审张露萍，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尽管戴笠用尽各种酷刑，张露萍始终坚不吐实，只说自己叫余慧琳，是地主军阀余安民的亲戚，没有向特务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戴笠一无所获。“军统电台案”使蒋介石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并责问戴笠：“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呀！”戴笠吓得心惊胆战，惶惶然不知如何是好。在多次严刑拷打无果后，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将张露萍等人转囚于重庆白公馆监狱。
1941年3月，张露萍等七人被移禁于贵州息烽集中营。张露萍带着镣铐，神情自若地踏进“义监”（女政治犯室），监号为253。同监有中共党员徐林侠和她的儿子宋振中，以及黎洁霜、黄彤光等人。张露萍遍体鳞伤行动困难，仍托难友带暗语条给张蔚林等同志，鼓励大家坚持斗争。不久，息监主任周养浩施展诡计，在狱中推行所谓的“狱政改革”，大搞“感化教育”，叫“犯人”分别参加“生产”“教诲”“健乐”等教育活动，还把张露萍等人的铁镣取下。在狱中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张露萍按照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的指示，参加缝纫厂劳动，还积极参加文艺演出，传播进步思想。当周养浩以个别提审为名想借机侮辱张露萍时，她以两记响亮的耳光予以回敬。张露萍在日记中写道：
压力钳不住正义的舌，
淫威封不住自由的口，
当不平的怒火燃烧时，
索性大吼！
张露萍再次被送回“义监”监禁，但她斗志益坚。她鼓励16岁的监友周大泉揭露周养浩克扣生活用品的行为；她设法购买营养品补养行将瘫痪的赵力耕；她积极参加狱中政治犯争取自由和反对当局等斗争。1943年9月，张露萍在狱中刊物上发表《七月的榴花》：
我们在血海中新生，
我们在血海中迈进。
今天，
胜利正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要准备着更大的流血，
去争取前途的光明。
1945年春，日本侵略军逼近贵阳，西南形势紧张。夏初，戴笠赴贵阳布置撤退事宜，路过息烽时接到军统急电，谓西安看守所在押共产党“政治犯”暴动越狱。戴笠即令周养浩取消感化，“严加防范”。6月下旬，经蒋介石签发手谕，戴笠在渝密电周养浩处决张露萍等七人。
7月14日上午，特务将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杨光、赵力耕、陈国柱、王锡珍等七人押上开往重庆的囚车。当车行到离息烽县城3公里的快活岭时，特务谎称要到被服仓库搬东西，几人刚走到仓库台阶，罪恶的枪声突然从背后响起，七位战友相继倒下。张露萍未被击中要害，她扭头冲着行刑的警卫股长荣为箴大喝：“笨蛋，再补一枪！”特务们忙用乱枪扫射，张露萍倒在血泊之中。年轻的巾帼英雄，遇难时年仅24岁。
1949年12月，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和西南，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发动起义，趁机逮捕了参与杀害张露萍等人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随即将其押往已解放的重庆，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公安部关押审理，接受人民的严惩。
情报工作是个充满危险、充满牺牲的事业，由于当时敌我情报斗争激烈、复杂，加上我方打入军统电台地下工作人员身份隐秘，又改换了名字，因此张露萍等人的事迹久久未能大白于天下。1984年10月，中共息烽县委、息烽县人民政府将七烈士遗骨迁葬于快活岭烈士陵墓。1985年底，中共崇庆县委、崇庆县人民政府在罨画池畔，为张露萍塑造了一座汉白玉雕像。碑铭：
白玉有幸再展英容，凝铮铮忠骨，与岷山同在；
画池无言永寄哀思，留耿耿丹心，共西江长存。
情报工作时刻充满危险、充满牺牲，由于当时敌我情报斗争激烈、复杂，加上我方打入军统电台地下工作人员身份隐秘，又改了名字，因此张露萍等 7 人的英雄事迹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才为世人知晓。
位于崇州市崇阳镇唐安路的露萍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