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这一发现与中国丝绸文明问题相呼应，更属难能可贵。双槐树遗址因此被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并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2020年六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第二是内壕北部的“大型中心居址”。此外，一号院落南部发现了大型版筑遗迹。
双槐树遗址的G3外壕。
双槐树遗址出土修复的部分陶器。
双槐树遗址出土的牙雕蚕。
双槐树遗址外观。
双槐树遗址出土的骨针。
河南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位于河南巩义的河洛汇流景区。
影像中国
黄河奔腾万里，进入河南巩义市后，与伊洛河交汇，绘出一幅浑黄与清澈交相辉映的天然“太极图”。诸多文献记载，5000多年中华文脉的核心，就在这河洛大地。然而有何可信根据为凭、有何实物为证，一直是学术界的难题。
2004年，我国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学术成果迭出，一层层揭开了古老中华文明的面纱。
2013年至2020年，考古人员在巩义市河洛镇双槐树村南部，发掘出距今5300年左右“河洛古国”的都邑。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这“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这一发现，为在世界文明中独具特色的中国农桑文明起源，找到了确切的实物证据和时间节点。尤其是这一发现与中国丝绸文明问题相呼应，更属难能可贵。双槐树遗址因此被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并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2020年六大考古新发现”。
早期都邑性质的聚落遗址
双槐树遗址考古工作最早起于1984年，起初按照遗址发现所在地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后发现其仅为遗址的一部分，于是重新命名为“双槐树遗址”，并继续展开调查。201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2020年5月，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面积约117万平方米的遗址终于露出全貌。
专家经过反复论证，确认遗址有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三道环壕，以及院落式夯土宫殿基址、中心居址、瓮城结构围墙、版筑夯土广场等，另有数量众多的房址、灰坑及兽骨坑等，出土了丰富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遗物。
“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和文化内涵分析，这可能是迄今为止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经过精心选址的规模最大核心聚落，具有古国的都邑性质。”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说。
何以证明“具有古国的都邑性质”？
顾万发介绍，首先是选址。双槐树遗址位于河洛地域，属于广义的“天地之中”，正是君主理想的都邑所在。遗址位于嵩山山麓，黄河与伊洛河交汇处的旁边，也非常符合中国古代早期都邑聚落的选址规范。其周边有青台、汪沟、秦王寨、伏羲台和洛阳的苏羊、土门、妯娌等多个遗址，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聚落群。“特别是仰韶文化西山、点军台等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形成拱卫之势，凸显出其独特的中心地位。”
“黄河与伊洛河交汇后水流放缓，适合鱼类繁殖生存，先民们在此渔猎，资源丰富。”顾万发解释，而且双槐树遗址东有虎牢关，南有嵩山，北有黄河，西是仰韶文化大后方，高台是连着嵩山的大基岩，非常利于防御，适合建造宫殿等大型设施。同时，这里地形可以登高望远，能起到“耳聪目明”的观察防御作用。
“我们充分运用中国的天文考古学、上古宇宙观等，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对双槐树遗址予以论证和阐释，不断丰富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内涵。”顾万发说。
根据遗迹间叠压、打破关系、遗物特征及组合关系，专家将双槐树遗址遗存分为五期七段，第一期为裴李岗文化时期，第二期相当于大河村二期偏晚阶段（庙底沟类型晚期），第三期相当于大河村三期，第四期相当于大河村四期，该期又分为早、中、晚三段；第五期相当于大河村五期。
“结合黄河中上游仰韶文化的发现、中国古史中有关黄帝的记载以及日本泉屋博古馆商青铜鼓有关帝喾和唐尧、商卨（xiè）、周稷之氏族始祖神话图像的重要发现，考古专家初步判断双槐树遗址为首的聚落，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性聚落中心。”顾万发说。
古代礼仪性宫殿建筑的源头
双槐树遗址具有都邑地位，有诸多考古学依据。尤其是其本身的重要发现，如三重环壕、中心居址区、瓮城和大型夯土宫殿基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建筑格局、大型版筑遗迹、夯土祭坛、权杖头等，为最终判断其都邑性质提供了自身依据。
第一是三重环壕。它们分布于居住区外侧，内壕周长约1000米，中壕周长1500余米，外壕现存周长1600余米，分别通过吊桥和实土的门道与外界相连。环壕的设计，可能体现了当时统治者的一种天地相应的思维，连同其没有围墙的形式，可能体现了“既与民融合，又注重秩序”的中国早期治理思想。
第二是内壕北部的“大型中心居址”。考古发现，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封闭的半月形区间，内部面积达1.8万平方米。大型中心居址建筑前有两道围墙，两处错位布置的门道，以及加厚围墙的设计，是“目前发现中国时代最早的瓮城雏形”。
在居址发掘约1/10的范围内，发现有布局密集的大型房址。其中位置居中面积最大的F12，中心房间夯土中有一完整的朝向南方的麋鹿骨，麋鹿骨附近还有猪骨。在F12的基址主体东南和整个回廊中，埋藏有9件陶器。在中心居住基址东北部室外活动面发现一件牙雕家蚕，造型逼真，形态家化，对于探索中国家蚕驯化和丝绸文明的起源及农桑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是位于内壕中部、中心居址区以南的“大型夯土建筑群”。该建筑群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主体建筑以道路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区域，有比较明确的三处大型院落，其中一、二号院落布局较为清晰。从残存门道及建筑相对高度来看，初步认为一号院落为高台式建筑，时代为遗址第三期。二号院落共发现门道3处，其中1号门道位于南墙偏东，被门柱分为3道，形成“一门三道”现象。
专家认为，这与后来中国古代大型宫殿式建筑一脉相承。其标志性的“一门三道”门道遗迹，凸显出大型建筑基址高度礼仪性和宫殿建筑源头性。“‘一门三道’门道遗迹与二里头一号宫殿建筑、偃师商城三号宫殿与五号宫殿的门道遗迹基本相同，与更晚的一些高等级宫殿也一致，无疑是中国古代礼仪性宫殿建筑的源头。”顾万发说。
此外，一号院落南部发现了大型版筑遗迹。通过解剖得知，版筑遗迹被龙山文化早期地层所叠压，初步判断时代为遗址第四期晚段。兽骨坑、器物坑、陶窑等其他重要遗迹，也为遗址的分期分段提供了重要参考。如在判断时代为遗址第五期的坑内，出土了较多陶片、少量完整陶器、石器，以及大量蚌壳、兽牙、鱼骨、动物骨骼等。
印证农桑文明之形
发掘遗址需要严谨科学的精神，有时也需一点运气。发现丝绸之源中的“牙雕家蚕”，即是如此。
这枚野猪獠牙雕刻的蚕雕，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背凸腹凹，头昂尾翘，呈绷紧的“C”形姿态。“珍贵在它的形态。”顾万发说，首先它很肥硕，不像野蚕那么瘦小，与现在家蚕结构几乎完全一致；其次它不是“S”“L”“Z”形态的走蚕或其他形态，而是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的“C”形姿态。“这枚牙雕家蚕还有明显打磨痕迹，目的可能就是使它更透明、泛黄，接近于吐丝时的状态。”顾万发说。
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赵丰、周扬团队，通过最新的电化学免疫技术，在双槐树W125瓮棺检测到丝蛋白。加上同时出土的部分片状丝绸，并与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类比，专家们最终得出结论：不仅最早的丝绸在中国，最早的家蚕驯化和家蚕丝绸也在中国，实证了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已具有全国领先的农桑文明形态，是中华农桑文明文化传统最早的完备代表。
考古，就是要用铁一般的事实，“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系列重要考古发现，使得我们能够进一步看清5000多年前黄河文明的历史形态，也能够以考古学这一特殊的视角，与悠久年代的古人谈天下、话桑麻。
2020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双槐树遗址设立现场遗址博物馆，及时展出最新的考古发现，供考古爱好者预约参观。郑州市各级政府和文物主管部门，正在规划建设一座高规格的遗址博物馆，在黄河之滨实地展示这一都邑级的古老文明场景。（马跃峰）
来源：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