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声很大,加上华西坝附近基本是平房,可以传到十几里之外,成都人称之为城南钟声。总的来说,改建后的钟楼仍与华西坝其他建筑和谐统一,但更为端庄气派。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是中国近代最早成立的博物馆之一,嘉德堂也成为西南地区首家自然历史博物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等高校、学术机构迁往成都,来蓉的学者、教员和学生们成为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主要参观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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荟萃楼刘畅
群楼荟萃华西坝(二)
刘 畅
5 钟 楼
无论华西坝有多少楼堂,最广为人知的还是柯里斯钟楼(The Coles Memorial ClockTower),简称钟楼。钟楼建于1925年,由美国纽约的亚克门·柯里斯医生(Dr. Ackerman Coles)捐建,故又名柯里斯纪念楼,是成都唯一现存的机械式钟楼。
20世纪30年代的的华西坝钟楼(图片来源: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公室)
钟楼的出现纯属缘分,荣杜易最初设计的华西建筑规划方案里并没有它。在荣杜易的设计方案里,钟楼所在位置原本是一座宏伟美丽的中西融合大教堂建筑,作为华西协合大学(今四川大学华西校区)礼拜堂。由于当时国人具有强烈的“排洋反教”情绪,所以为华西协合大学设计的一切与宗教有关的建筑,如神学院、礼拜堂等,都迟迟未建,于是,最后就在礼拜堂位置修建了钟楼。
钟楼位于原华西协合大学校园中轴路的最南端,旁边是一片荷花池,对面是一条小河,河两边分列着学校的一系列主要教学楼。整栋楼是一座由青灰色石砖砌成的高台,底部有拱门,台基约5层楼高。台基上层为门楼,屋顶为歇山顶,顶脊两边各有一只跃龙脊兽。高台上方装有美国纽约梅尼利制钟公司于1924年专门为华西协合大学制造的大钟,大钟的心脏由两部分机械组成:一部分是走时钟,每五天上一次发条,通过钟楼的四个钟面来显示时间;另一部分是鸣钟,每三天上一次发条,用大锤敲击楼里的大钟来报时。大钟上方是一排小楼窗和西式攒尖四角塔顶。同时,钟楼里面还建有水塔,为两侧的解剖楼(今第一教学楼)和化学楼(今第二教学楼)提供实验用水。
每到整点,钟声飘扬,几点钟即敲响几次,后又重复。钟声很大,加上华西坝附近基本是平房,可以传到十几里之外,成都人称之为城南钟声。据华西子弟邓长春回忆,为让钟声远扬,当时的成都市还有一条不成文规定:华西坝周围的建筑不得高于钟楼。20世纪40年代有一首成都《竹枝词》这样写到:“南北交汇一枝栖,神州陆沉意迷离。都人笼统称‘五大’,起舞闻钟不用鸡。”其中提及的“钟”就是钟楼,“五大学”师生听到钟声,便开启了一天的新生活,以“起舞闻钟”代替成语“闻鸡起舞”,恰到好处地点出了钟楼钟声的作用。渐渐地,钟楼成为了华西坝乃至成都的地标。
20世纪40年代华西坝的钟楼(图片来源:《东方的西方:华西大学老建筑》)
钟楼自建成之日起就成为成都人的活动中心,人们闲时都喜欢到华西坝观赏这座“穿着中式衣衫”的西式钟楼。每年圣诞前夕的平安夜,成都的基督信徒们会围着钟楼,唱歌跳舞迎接新年。作为华西坝的地标,钟楼也是人们留影的常客。中央电视台的成都气象预报,也多次使用钟楼的照片。
1949年毕业生陆承恩在钟楼前留影(图片来源:《东方的西方:华西大学老建筑》)
学生在初建成的钟楼前合影(图片来源:《东方的西方:华西大学老建筑》)
1954年,钟楼进行改建,成为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样子。设计师是当时的四川省建设厅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古平南。与改建前相比,新钟楼钟亭与台基比例更合适,“肥瘦”合宜;引入了北京故宫紫禁城的京师端庄和皇家风范,使其更具地标建筑的气质;门楼屋顶改用故宫角楼采用的十字屋脊,四面亮山,多角交错;取消了顶脊两边的跃龙脊兽,以仙人指路和5个代表等级观念的檐角走兽脊饰代替,5兽低于故宫皇室的7—9兽,高于普通楼堂的3—5兽,合理凸显了地方高级学府的地位。总的来说,改建后的钟楼仍与华西坝其他建筑和谐统一,但更为端庄气派。
改建后的钟楼(来源: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公室)
钟楼秋景(图片来源:四川大学网)
如今,钟楼早已铁锁把门不能入内,美国造大钟也停止了报时,但作为华西坝老建筑精华、成都地标之一,依然让华西人乃至成都人引以为豪。
6 嘉德堂
嘉德堂(The AthertonBuilding for Biology and preventive Medicine)位于华西协合大学(今四川大学华西校区)钟楼东北侧,竣工于1924年,是美国夏威夷嘉尔生医生夫妇为纪念其子所捐建,又名生物和预防医学楼。现为四川大学华西校区第一教学楼(生物楼)。
嘉德堂(图片来源:四川大学网)
嘉德堂为三层结构,门楼是典型的中式木牌坊,门厅四根大红圆柱上端有四只木刻凤凰装饰物作为支撑木,檐口造型呈波浪线效果,屋脊上立着两对咬火脊兽,有镇邪防火之意。门楼前有石梯,雕栏围护,栏杆由红沙石制成,栏板上刻有中国传统祥云图案,望柱上雕刻着一条龙,洋溢着设计师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推崇。嘉德堂与华西协合大学另一栋楼——懿德堂外观大致相同,二者以钟楼为中轴,左右相对而立,呈现出一种和谐的对称美。
嘉德堂建成之初,主要用作华西协合大学生物化学系、化学系、生物系、生理系的教室。1932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设立,包括考古、自然科学、医牙3个分馆,其中考古学博物馆设于图书馆内,医牙博物馆设于医牙学院大楼内,而自然历史博物馆则设于嘉德堂。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是中国近代最早成立的博物馆之一,嘉德堂也成为西南地区首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等高校、学术机构迁往成都,来蓉的学者、教员和学生们成为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主要参观人员。徐中枢、顾颉刚、商承祚、蒙文通、马寅初、朱光潜等知名学者都曾到馆参观。当时国民党政府要员也纷纷前往参观,蒋介石、宋庆龄、刘湘、张群等均是博物馆的客人。
同时,迁入华西坝的各大学生物系都安排在嘉德堂。当时嘉德堂里的教室、实验室、办公室以及储藏室共计40余间,在时任华西协合大学生物系主任张明俊的合理安排下,6间教室和实验室被作为五大学生物系公用场地,其中金陵大学使用20%、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使用15%、齐鲁大学使用15%、燕京大学使用30%、华西协合大学使用30%,内迁各高校生物系得以迅速恢复教学工作。
1941年,郑德坤担任博物馆第二任馆长。他将博物馆建成了一个教育和收藏中心,不仅本地人常来参观,“来自外省及国外之人士,达官要员,国际名士,友邦空军,来此一游者颇多”,博物馆也被誉为成都当时的重要名胜之一。还曾任教于华西协合大学的著名藏学专家李安宅的高度评价自然历史博物馆:“(华西协合大学)自然史和民俗考古两博物馆庋藏之富,地域之宜,亦无过之者”。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大部分藏品拨归四川大学管理,华西协合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与四川大学动物标本室合并建成为四川大学动物标本馆。该馆的标本收藏丰富、种类较齐全、规模较大、历史久远,不但在西南地区首屈一指,在全国高校中也是名列前茅。标本数量达到数万余号,既有珍贵的模式动物标本、珍稀濒危动物标本,例如大熊猫、金丝猴、白鳍豚、扭角羚、华南虎、野驴、绿尾虹雉、红腹锦鸡、白腹锦鸡、白颈长尾雉、白冠长尾雉、白鹇峨嵋亚种、绿孔雀、褐马鸡、扬子鳄、巨晰、蟒蛇、大鲵、中华鲟、胭脂鱼、马湖鲤、深沟杜拉蚓、酉阳环毛蚓等,又有国际间交换、赠送的珍贵标本,例如袋鼠、鸭嘴兽、鸸鹋、食火鸡、犀牛、斑马等。很多标本的的野生种在自然界中已很难见到,属于无价之宝。同时,该馆具有非常显著的地区特色,标本收集长期侧重于西南地区,对物种形成、区系演变、生物多样性 研究及动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等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7 懿德堂
懿德堂(The Stubbs Memorial Chemistry Building)始建于1939年,是为解决抗战时期内迁华西坝办学的各高校化学系教学用房需求,由各校联合出资而建的教学楼,因而也称化学楼,1941年竣工。为纪念1930年在华西坝“洋马儿”事件中遇害的华西协合大学(今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副校长、化学教授苏道璞,该楼又被命名为苏道璞纪念楼。现为四川大学华西校区药学院教学与科研楼。
1941年建成的懿德堂 (图片来源: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公室)
懿德堂与嘉德堂以钟楼为中轴,左右相对而立,呈现出一种和谐的对称美。二者外观大致相同,但懿德堂大门的右前方有一个六角小亭,展现了荣杜易念念不忘的莫里斯“红楼”情节,这个小亭也被巧妙用作危险化学品的储藏仓库。因懿德堂的修建时间比荣杜易去世时间晚12年,所以也有人猜测懿德堂并非荣杜易所设计,而是后人仿照嘉德堂设计修建的。
懿德堂所纪念的苏道璞(Clifford Stubbs)于1888年11月出生于英格兰中部,从小聪明勤奋,学习成绩优异,21岁获新西兰大学文学硕士后,又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继续深造并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他有着强烈的平等和反战信念,当得知在中国西部的成都刚成立华西协合大学时,决心到中国为中国人民奉献自己的才智。因此,他漂洋过海、翻山越岭,于1913年来到成都华西坝,并在此度过了他短暂而又辉煌的后半生。
来到华西协合大学后,苏道璞创建化学系,亲自主持化学系事务。他从英国引进先进的化学设备和器械,如实验室使用的喷灯,比酒精灯方便、干净,在当时的西南地区比较少见。为了节约经费,他亲自寻找实验原料,尽量用本地产品。为提高教学质量,他组织理科学会与学生讨论各种科学问题,编写了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两门课程讲义,并与中国老师合作翻译成中文,这套教材一直使用到1949年。同时,他还担任华西协合高级中学舍长。1928年,他被任命为华西协合大学副校长。
苏道璞任华西协合大学副校长期间,很重视中国师生的利益,回到英国休假时也不忘向人们介绍中国。1927年,苏道璞在英国议会下议院作题为《中国问题》的演讲,主张“中英两国应采取彼此平等,互相信任的原则”来消除紧张关系。与他同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副校长的张凌高曾回忆说:“苏道璞博士是一个热爱中国的英国人。在我与他共事期间,我俩在处理学校事务上意见基本是一致的。无论办什么事他都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考虑中国人的利益。即使意见不同,也促使我俩之间更深地了解,增加了我俩之间的友谊。”
苏道璞信奉人人平等,来到中国后,他坚持入乡随俗,不愿享受特殊待遇。为了与同事、学生和市民们打成一片,他常常把自己当成一个中国人,学习中国的人习惯、语言,很快就可以用流利的成都话交流、教学。他汉语之流利,中文书写之正确,为其他西方人所不及,成都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苏洋人”。当时成都交通落后,道路不好走,外国人都喜欢坐轿子,但苏道璞从不坐,再远的路也坚持自己走。据杨振华回忆,他曾问过苏道璞:“你为什么不坐轿子呢?坐轿子既舒服又省力。”苏道璞回答道:“坐轿子很不人道。我不愿把中国人当作牛马一样使唤。除非有病走不动,否则我永远不会坐轿子。”
苏道璞有一辆自行车,在当时被成都人称为“洋马儿”,是当年成都仅有的三部“洋马儿”中的一部,算是奢侈品。可万万没想到,这个奢侈品竟给苏道璞带来了杀身之祸。
据《成都市外事志》载:“1930年5月30日晚9时1刻,华西协合大学理科教授英人苏道璞骑自行车由校内赫斐院前经过,被人抢劫杀伤,昏倒在地,当即由校医检验,开具伤单,迅即转至四圣祠仁济医院,苏道璞因伤重,6月1日在仁济医院死亡。”这便是华西坝上的“洋马儿事件”。
临终之际,苏道璞也依然替他人着想。1930年5月31日晚,华西协合大学校长方叔轩告诉大家:“苏道璞副校长经过抢救,从昏迷中醒来后,他嘱托妻子,代他要求学校转告中国政府,不要因他受重伤而引起中英两国关系恶化,也不要处死凶手,以免他们的妻子成为寡妇。”
苏道璞的精神感召着世人,坊间争相传颂。他辞世后,全校师生、四川省政要及各界人士参加了在学校图书馆为他举行的追悼会。师生们用白色的花装饰成“胜利”两个字放在苏道璞的灵柩上,将他安葬在华西协合大学墓地。四川学者朱青长撰文哀悼:“远惠我人,谆谆其语,推心腹中,感无有已。”1941年,华西协合大学化学系所有师生一起赠送“所过者化”牌匾,悬挂在苏道璞纪念楼大门背后,以纪念苏道璞无私奉献、爱好和平的精神与美德。
“所过者化”牌匾(图片来源:“永远的华西”微信公众号)
8 启德堂
启德堂建于1928年,一期工程为东西两翼的侧楼,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道会捐建,东侧为医科楼,西侧为牙科楼,总称为医牙科楼,供基本教学使用。1938年,由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资助续建,两翼连成一体。2013年5月,医牙科楼被命名为“启德堂”。今为四川大学华西校区第八教学楼。
启德堂(来源: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官网)
启德堂是华西协合大学(今四川大学华西校区)校园内规模最大的独立楼房。从正面看,此楼 青砖黛瓦,一反荣杜易经典的贵格建筑“山”字造型,但仍为标准对称平衡的大楼造型。门楼前有两层御路踏跺式石级阶,台阶中间刻有象征中国文化的“阴阳八卦”图和象征西方医学的“蛇杖”图,两边栏杆望柱上有龙的雕刻。
启德堂是为纪念加拿大英美会启尔德家族而命名,寓意“启发德政,治病救人”,这也是当时启尔德家族的在华追求。自1892年启尔德(O.L.Kilborn)不远万里从加拿大安大略省来到成都起,其家族前后三代人扎根于华西坝,为中国西部现代医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启尔德认为只有教育才能更好地传播西方医学和培养更多人才,于是,他会同美以美会医学传教士毕启、英国公谊会成都负责人陶维新决定筹办大学。1910年,筹办数年之久的华西协合大学正式开学,启尔德成为首任理事会主席。1913年,启尔德又开始创建医科。1914年,华西协合大学医科正式创立。为解决外籍教师与中国学生之间的语言障碍,启尔德编写了《华西初级学生中文教程》( Chinese Lessons for First Year Students in West China ),外籍教师们通过这本教材快速掌握四川话,无论教学授课,还是临床诊疗,都大获裨益。
启尔德的第二任夫人启希贤(Retta G.Kilborn)也参与了华西协合大学医科的创办,并担任医科教师,负责讲授药理学、毒理学,是华西协合大学第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女医生。她主张大学应该向女性开放,推动华西协合大学招收女生入学,并在四川组织发起“天足运动”,积极宣传废除缠足旧俗。启希贤精于儿科诊治,医术精湛,常被病患家属们称赞,还创办了成都第一所妇科医院——仁济女医院。
启尔德夫妇与出生在四川的四个孩子 (图片来源: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公室)
启尔德的长子启真道于1895年出生在乐山,并于1921年偕妻子启静卿来到华西坝继承父亲遗志,在华西协合大学担任教授。他翻译《生理学》,还出版了《生理学实验手册》。抗战时期,启真道任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牙学院总院长,在发展壮大华西协合大学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的同时,还负责安顿来自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医、牙学院及后来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师生,为远道而来的学子们准备食宿,安排他们使用华西协合大学实验室继续学习,促进了抗战期间中国医学教育的持续和发展。启静卿跟随丈夫来到华西坝后,主要负责眼科医院管理,以及儿科学和医学英语教学,后来还担任华西协合大学校医。
启尔德的长女黄素芳于1898年出生在四川。1921年与同学黄思礼结婚后,黄素芳一直负责华西坝“CS”(Canadian school,华西加拿大学校)的管理及教学工作,培养出许多优秀毕业生。启尔德的小女儿启智明出生于1899年。1926年,启智明来到华西坝,和母亲启希贤一起负责妇女儿童医院管理和护理教学;1942年母亲去世后,她继续主持医院护理工作,并担任华西协合大学护理学专业负责人。
启尔德家族第三代中与华西坝结缘的是启真道的女儿玛丽·埃莉诺。玛丽于1924年出生在成都,在华西坝度过了小学和中学时光,后回到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攻读护理专业后,又在蒙特利尔完成了护理学专业的研究生课程。1949年,玛丽随父亲启真道返回成都,在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工作。
1966年,四川医学院(前身为华西协合大学)在人民南路旁新建附属口腔医院,将学校牙科的教学、临床和科研工作全部搬了过去。医科依旧在启德堂,现为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20世纪90年代初,启尔德家族与华西医科大学(前身为华西协合大学)取得联系,成立了“启尔德基金”,专门资助加拿大医学专家到华西医院,开展临床医学和基础教育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极大地促进了华西医学事业发展,启尔德家族后代与华西坝的感情一直难以割断。启尔德家族为中国医学事业、高等教育的无私奉献,值得所有华西坝人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