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的启蒙恩师杨昌济先生对曾国藩十分尊敬，无论是治学读书，立身做事，行政管理、树人立法、思想道德，乃至待人接物，人际交往，等等都以曾国藩作为自己的楷模。杨昌济先生对曾国藩研究最深的是其哲学思想，他认为“思者作圣之功也，圣无不通，无不通由于通微，通微由于思。......王船山通微......通强者深思之功也。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应天下之万变而不穷于用。”
青年毛泽东的启蒙恩师杨昌济先生对曾国藩十分尊敬，无论是治学读书，立身做事，行政管理、树人立法、思想道德，乃至待人接物，人际交往，等等都以曾国藩作为自己的楷模。
杨昌济先生对曾国藩研究最深的是其哲学思想，他认为“思者作圣之功也，圣无不通，无不通由于通微，通微由于思。......王船山通微......通强者深思之功也。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应天下之万变而不穷于用。”
意思就是圣人之所以能无所不通就是因为能多思考，王夫之就是这种能多思考的学者圣贤，而只有学识很深很博，才能进行深入的思考，所以做学问要多学，只有知识广博了，精深了，思考自然就越来越精微了。
杨昌济先生取于曾国藩的，主要是“笃行”，“实践”方面，即曾国藩所谓的“廉耻”、“清俭”、“贞介自持”、“不染污俗”、“硬字诀”、“刚断肃杀之气”、“树人立法”的“经济之学、“知人之识”、“豪杰之风度”以及诗词、文章、读书、治学、修身的方法。
在杨昌济先生的日记中，多处依稀可见他对普国著的模仿态度，常常可以看到他自我反省的地方。
比如“日内忽忽不休，实为非理。要经常平心自问，自己有什么不足之处，有哪些没改掉毛病?如果大局很是危急，则所谓他人的事，自有天意为其主张，我们只需要尽好自己的一份力就好，徒然忧虑又有什么益处呢?子日小人长戚戚，传日无优而戚忧必雠焉，不可不为之警戒也。”
又比如，“我经常会有自得自满之过错，还喜欢表现在辞色上，二三益友、往往会委婉的提示我，使我经常警觉。此等大毛病，必须痛加克服它。很多人都不是很有智慧的人却经常把别人当成愚蠢的人，却不知别人也在窃笑自己的愚蠢，我的资质很是愚鲁，虽然竭力学习依然不免贻笑大方，只能慢慢改正了。曾子日：十目所视，十年所旨、其严乎!诗曰：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反顾生平，不胜愧悚。”
真是处处可见诚心诚意，修身齐家的工夫。
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的时候说的那样，杨昌济先生“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不仅如此，他还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个公平正直、品格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并以曾国藩的事例教育学生。
1015年4月5日，杨昌济先生和青年毛泽东在一起讨论和谈话的时候，杨昌济先生写了一段话给毛泽东：“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在杨昌济的引导下，当学生年代的毛泽东对曾国藩的确是十分佩服的，他在自己课堂笔记里面《讲堂录》和写给同学的信中，曾多处引用曾国藩关于道德修养和治学方面的语录。
在《讲堂录》中，青年毛泽东记下了曾国藩为了整个家族考虑而修订的“八本”家训，也就是“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不晚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作言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1917年8月23日，青年毛泽东在写给亦师亦友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后来，毛泽东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也不少得之于曾国藩。
青年毛泽东曾经有一段时间专门研究曾国藩的生平、煮述和信礼。曾国潇的性格、爱好、志趣，有不少符合青年毛泽东的口味。
曾国藩一生都很是勤奋好学，嗜书嗜学如命，除了儒家经典、程朱理学等正统思想之外，还爱好历史、古文(词章之学)和书法。
毛泽东小时候就立志要定一个小目标，建立独属于自己的内圣外王之业，也要“立不悖之言，垂教于乡党”。“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是他的座右铭。
曾国藩可谓虎气甚足。在治学上，他强调“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
青年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种有恒心且认认真真的坚强志趣。
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的时候写了一副对联：
“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青年毛泽东晚年曾对自己的气质作了一个形象的说明，虎气和猴气，以虎气为主。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则更是浑身充满虎气“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具有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死人不怕、军阀不怕的过人胆气和倔强的性格，以及对既定目标的执著追求，可谓带着曾国藩浓厚的人格痕迹。
曾国藩重视治学与修身结合并身体力行。
曾国藩说：“若读书不能贴到身上去——则读书何用?”
于是曾国藩“作五箴以自警：曰立场；二曰居敬；三曰主静；四曰谨言；五曰有恒”。
他按照程朱理学的方法进行修身养性。他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认为“志之所向金石为开”，“心诚则志专而气足”，虽“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态”则必能成功。
青年毛泽东个性也很强，积极追求个性解放。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追求理想，也注重修身养性。
他在《讲堂录》中写道：“修身，人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万恶之渊薮。”
他把新黑格尔主义的自我实现与儒家思想中的的修身养性融合起来，奉行安贫乐道，磨炼身心，动心忍性，劳其筋骨，以“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做座右铭。
求学中衣食简朴，以书代替枕头，爬行游泳，锻炼意志。
有时候还一人登峰读书，自己取名为“静中求学”，有时候又到嘈杂的闹市读书，叫“闹中求静”。
可见，曾国藩生平的修身养性与杨昌济先生、青年毛泽东所追求的锤炼意志、道德修养、自我实现之情趣有许多吻合。
如此多巧合，那就不是真的巧合，而是杨昌济先生、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留下来的思想道德、方式方法有意识地学习和效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