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奠基者来源：朝阳少侠英国是资产阶级代议制的鼻祖，向来标榜800多年前签署的《大宪章》是“宪政之母”，自诩“西方民主奠基者”，动辄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政治制度指手画脚，俨然“世界民主稽查队”但英国自身的民。
来源：朝阳少侠
英国是资产阶级代议制的鼻祖，向来标榜800多年前签署的《大宪章》是“宪政之母”，自诩“西方民主奠基者”，动辄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政治制度指手画脚，俨然“世界民主稽查队”。
但英国自身的民主状况究竟如何呢？
第一，难称全覆盖民主。
理论上，年满18岁的英国公民都有投票权，但英国百姓素来对投票兴趣寥寥。上世纪以来，英国大选投票率持续下降，本世纪一直在60%上下徘徊。
2019年大选，全英650个选区中近一半都够不着三分之二的投票率。就连全英最重要的地方选举——伦敦市长选举——投票率都长期低于40%。至于其他各种选举就更加惨淡，比如1999年英国欧洲议会议员选举，投票率仅有24%。
同时，英国“同票不同权”现象严重。全英650个选区选情不同，老百姓手中的选票分量有着巨大差距。比如2019年大选中，90%选区立场分明，或为保守党“安全席位”，或由工党等“稳操胜券”。这些“铁票仓”选区老百姓手中的选票反而对最终结果影响不大，因此两党的关注和投入也不高。
而在剩余10%的“摇摆选区”内，各候选人之间差距不到5%，选情胶着激烈。各党均投入巨大资源，调遣党派领袖多次亲赴选区，并许以重诺大力拉票。因此，这些选区选票的“含金量”明显高于其他选区。
第二，难称全要素民主。
英国议会被称为“议会之母”，分为上、下两院。下院650名议员通过民选产生，但上院近800名议员则是政治任命（大多由执政党任命），且为终身制。此前，上院还有世袭贵族担任议员，直到1999年上院改革才被取消。
这些上院议员基本“非富即贵”。2005年至2014年任命的303名上院议员中，211名是前政要，27名是曾向政党提供大额捐助的大商人。
英国政党也普遍代表特定阶层或利益集团，比如保守党主要代表大资本家等富裕阶层，而工党则主要代表工薪阶层，没有一个政党能代表全体英国人民。
英国首相约翰逊2019年上台以来，与保守党联合主席本・艾略特过从甚密。后者长期经营礼宾公司和游说公司，在英国上层圈子积累了非常广泛的人脉。
再者，英国大选实行“赢者通吃（First Past the Post）”制，每个选区得票最多者获胜，其他落败参选人的得票则完全得不到体现。因此，拥有雄厚资源的大党便可以轮流坐庄，而小党则上台执政无望、参政议政无门。
此外，姑且不论目前英国国家元首仍为世袭，英国政府首脑——首相——并非选民选举产生，而是由赢得大选的政党领袖直接担任。2019年，约翰逊仅靠9.2万保守党成员支持，就当选保守党领袖并成为英国首相。时任工党领袖科尔宾讥讽这位首相“仅获不到10万毫无代表性的保守党成员支持”。
第三，难称全周期民主。
英国大选一般每5年一次，导致“民主周期”现象明显：人民投票时被利用，投票后被遗忘；政客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装聋作哑。英国民主也被戏称为“即用即弃型民主”。
比如，根据英国智库“政府机构”2019年的一项调查，2017年保守党竞选纲领提出的39项关键承诺，仅有三分之一已经或正在被落实。也就是说，三分之二都画了大饼。
英式民主：人民投票时被利用，投票后被遗忘。
大选后，英国人民缺乏监督政府的手段，即使有不满也只能等到几年以后的选举中再发泄。反对党虽然理论上能在议会监督政府施政，但实际上议会议题、议程设置完全由执政党把控，反对党影响甚微。
比如，绝大多数议案均由政府发起，反对党和独立议员仅能以个人名义发起私人议案。议会仅会在全年10个周五象征性讨论私人议案，所用时间仅占全年工作时间的5%。私人议案的通过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2019年至2021年度，161项议员私人议案中仅有7项被通过。
“全覆盖”“全要素”“全周期”三全皆无，这样的英国民主，事实上已经问题重重，面临困境。
一方面，有民主、无集中，难以统筹各方利益与诉求、凝聚社会共识、形成最大公约数。
近年来，英国举行两次公投，劳民伤财，却陷入越投越散、越散越投的怪圈。
2014年，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55%苏格兰人反对独立。仅仅数年后，当地执政党苏格兰民族党即借脱欧推动二次苏独公投，苏格兰再次陷入“统独之争”，不排除近期举行二次独立公投的可能。
2016年，英国举行脱欧公投，52%英国人支持脱欧。结果公投一结束，就有400多万民众发起请愿，要求举行二次公投，还有民众起诉政府脱欧公投程序违法。
2019年1月，脱欧支持者在伦敦市中心游行。
历经旷日持久的争论与博弈，虽然英国最终于2020年1月31日正式“脱欧”，结束了47年的欧盟成员国身份，但英国脱欧派与留欧派之间的分歧不仅没有弥合，反而越演越烈，脱欧之争远未结束。
另一方面，重民主、轻治理，导致议会成了“清谈馆”，往往议而不决、决而难行、行而不实。
受选举政治影响，英国政客善于竞选而拙于施政。比如，约翰逊竞选时频出“豪言壮语”，上台后却施政亮点乏陈，被媒体嘲讽为“竞选型政客”。
更为严重的是，选举政治导致英国政客目光短浅，不着眼长远、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只关心选举周期、政党利益，造成政策短视、低效。最终不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而是前人种树、后人砍树。
英式民主，何去何从？（漫画 ｜ Yutao）
早在“民主的摇篮”古希腊时期，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就已说明：“之所以被称作民主，是因为权力不是被少数人、而是被所有人民所掌握。”民主不是花架子，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
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
在中国，所有重大立法决策出台前都会经过广泛调研、协商和酝酿，并通过科学、民主决策过程。例如，去年“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中，中国党和政府不仅开展了广泛的网上意见征求活动，累计收到网民建言上百万条，还召开了多场座谈会，充分听取专业领域人士意见。上到高端制造、国防军工等国家大事，下到全民健身、广场舞等百姓日常，全国人民都有发言的权力，还会得到主管部门的认真反馈。
至于民主监督，中国更不在话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防疫不力的中国官员都难逃民众的质疑、组织的追责。反观英国前卫生大臣汉考克，疫情暴发后鲜有作为，一度放任英国带头搞“群体免疫”，还多次在媒体上对民众“放卫星”。英国抗疫一败涂地，结果英国卫生系统却无一人遭到问责，汉考克本人还是因为“办公室偷情”丑闻才不得不辞职。这样的制度，谈何民主监督？
显然，在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面前，英国才应该反躬自省，搞好自己早已千疮百孔的民主。如果还沉迷“民主奠基者”之名、做吆五喝六的“教师爷”，那就既丢了体面，也丢了英国人追求的绅士风度，沦为世人茶余饭后的笑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