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美学校创办100周年时，黄永玉曾向母校献画祝寿，笑称自己是集美“不孝的学生”。但好景不长，在一次打架受到学校处分后，黄永玉离开了集美，开始了真正的流浪生活。而对黄永玉的人生与艺术产生最为深刻影响的，当属他的表叔沈从文了。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第一个给远在香港的黄永玉写信，希望他能回到北京参加工作。而令黄永玉终生难忘的一次教诲，则是缘于他创作的一幅木刻作品。由此可见他俩的画名与诗名早已深入人心。
一手作画，一手著文！黄永玉的两支妙笔
他只上过8年学，却当上了中央美院的教授、中国国家画院的院士；他在画坛成名，却因写了《比我老的老头》成为畅销书作家；他是妙想天成的设计奇才，为纪念自己的爱猴画了一枚生肖猴票令邮市大涨，为支持家乡的酒厂设计酒瓶包装带火了一个白酒品牌；他80岁上时尚杂志封面，95岁开法拉利，98岁高龄仍笔耕不辍，手写48万字的“长河小说”《走读》为自己庆生……他就是人见人爱的“90后”老顽童黄永玉。
▋爱读书的流浪者
1924年，黄永玉出生在湖南常德，在民风强悍、多民族聚居的凤凰古城长大。他的父母毕业于湖南师范学校，学美术与音乐出身，曾分别担任过当地男女小学的校长。他有四个弟弟，其中有两个弟弟后来也成了画家，可见家族中“美术基因”的强大。
因家境贫困，黄永玉小学毕业后便跟着远房的一个叔叔到他任教的厦门集美学校去读中学。集美学校在当时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师资，也为学生们提供了理想的学习环境。黄永玉的美术与国文成绩非常出色，但他不爱上数理化和英文课，认为太费脑子，“长大以后肯定用不上”，因此一开学，就把刚领来的新书都卖了，换钱买急需的生活用品。初中三年六个学期，黄永玉共留了五次级，因此他自嘲说：别人的同班同学可能只有几十个，而我却有一百六十多个。集美学校创办100周年时，黄永玉曾向母校献画祝寿，笑称自己是集美“不孝的学生”。
虽说课堂上的书读得不好，但他把集美学校整整六层楼的图书馆的藏书“从头到尾都翻烂了”，并且从此养成了每天看书的习惯。短短几年时间饱读的万卷“杂书”成了他流浪生活中的精神支柱，也为他后来的艺术探索打下了坚实的知识根基。
正是在集美学校，在美术老师的支持与鼓励下，黄永玉开始学习木刻，并且很快就在《大众木刻》杂志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但好景不长，在一次打架受到学校处分后，黄永玉离开了集美，开始了真正的流浪生活。
在江西、福建、广州、上海、香港等地，黄永玉尝试过无数份工作：在小作坊做陶瓷小工，在码头上当苦力，在剧团搞舞美，在《大公报》做编辑，还在中小学当过老师。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文艺界的朋友，并且遇到了他一生的挚爱——美丽的广东女孩张梅溪。
在社会大学里历练既久，他学到了一身的本领，强健了筋骨，长足了精神，渐渐地在美术界也有了名气，能靠画画和木刻生存了。虽然生活不易，但他觉得自己“穷得挺硬朗”。
▋沈从文的“当头棒喝”
黄永玉的家族中有不少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比如曾经到北京帮民国总理熊希龄创办香山慈幼院的祖父黄镜铭，比如能说出“龚璱人（龚自珍）的人品是从自己的文章里养出来的”这样深刻见解的瞎眼太婆，比如终日吟诗论文、喜欢和他大谈《水浒传》的二舅。而对黄永玉的人生与艺术产生最为深刻影响的，当属他的表叔沈从文了。黄永玉自己也曾多次提及这一点：沈从文的“人格力量、趣味和谈吐影响了我”。
作为“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湖南人的典型，黄永玉和沈从文的人生经历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先后在同一所小学、同一个教室就读，同样是少小离家、独闯天下——“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当黄永玉开始创作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时，更是以“无愁河”命名，我们不妨将此举视为他对沈从文名篇《长河》所作的遥远的呼应和致敬。
虽然小时候也为见过这位亲戚但看不懂他写的书而感到懊恼，但随着知识及阅历的增加，黄永玉开始理解并喜爱沈从文“细腻、讲究”的文字，把他的文学当作自己精神的滋养，甚至在逃难时都带着他的书。
他的艺名“黄永玉”就是沈从文帮他取的。他原来叫“黄永裕”，沈从文建议他改名：“永裕不过是小康富裕的意思，适合一个布店老板，应改成永玉，它代表永远光泽明透。”
对于黄永玉的创作，沈从文是很关注的，为他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欣喜。上世纪40年代，沈从文为黄永玉的木刻作品写过专文《一个传奇的本事》，称他是一位“吸收力既强，消化力又好”“技术优秀、特有个性”的木刻工作者。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第一个给远在香港的黄永玉写信，希望他能回到北京参加工作。1953年，黄永玉携妻儿来到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任教。由于居所接近，他们的交往相当频繁，在“文革”时也曾有密集的书信来往，在艰难岁月互相安慰与鼓励。黄永玉也为沈从文的小说集画过不少精彩的插图。而令黄永玉终生难忘的一次教诲，则是缘于他创作的一幅木刻作品。
上世纪50年代初，黄永玉受邀为《新观察》杂志赶刻了一幅木刻插图，因为匆忙交工，效果不太理想。沈从文看到后非常生气，专门跑到他家，措词极为严厉地批评了他：
“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够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三十岁了。没有想象，没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好，我走了……”
这样的“当头棒喝”显然是出自“爱之深，责之切”。有了这样“严峻的注视”，黄永玉再也不敢懈怠，他把表叔的话当作了艺术道路上无形的鞭策。
▋最倾心的行当
黄永玉有两支妙笔，一支成就了他画家的美名，一支圆了他当作家的梦想。
在公众眼里，黄永玉的画名比文名要大得多，虽然他的诗歌创作几乎与木刻同步，在1982年便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奖。而诗人艾青的情况刚好与他相反，艾青以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成名，而其早年师从林风眠，还曾远赴巴黎学习绘画的经历渐渐被人淡忘了。
有一个小故事颇能印证这一点。
1982年，黄永玉的获奖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准备出版。出版社曾想邀请艾青画插图，以期“图文双美”。但艾青婉拒了，他的回答非常幽默：“真若如此的话，读者看到‘黄永玉诗，艾青画’，岂不要误以为是将我俩的名字排颠倒了吗？”由此可见他俩的画名与诗名早已深入人心。
黄永玉属于一专多能、心手两旺的艺术家，国画、油画、版画、木刻、雕塑，样样精通，而在文学创作方面，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也都有精品力作，素有“多面手”之称。但在黄永玉的心目中，文学被排在了第一位，并且将之视为自己“最倾心的行当”，而画画只是为了在经济上供养他的这一爱好。因此当他不再为生计发愁时，他便将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到了写作中，文思泉涌之下，《永玉六记》《太阳下的风景》《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比我老的老头》等作品一一问世也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正如他的木刻作品《齐白石像》曾得到白石老人由衷的称赞：“蛮像咧！”他在用文字书写人物群像时，同样有着木刻刀那样的力道，三笔两笔便把人物言行举止刻画得栩栩如生，一个个他所交往过的“比我老的老头”就这样生龙活虎地走到了读者面前。写沈从文，写齐白石，写钱锺书，写张乐平，都能做到声口毕肖，令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而等到他的眼光和心胸得到充分的历练后，他便开始一心一意地打造他的鸿篇巨制《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这一系列已属于“人书俱老”阶段的作品。在近百年的人生山头回望，儿时的往事便有了别样的味道，他的文笔经岁月打磨后更显出活泼与俏皮，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小时候学画漫画需要一种纸，“这种纸，纸店不常来；来了，我碰巧把钱吃了东西，只好对着铺子干瞪眼。要知道，做人家儿子时期，经济上总是不太松动的。到第二天省下零用钱赶去买纸，纸却卖光了。”
正是由于黄永玉兼具画家与诗人独特、敏锐的艺术感觉，才使得他在倾听河边铁匠的打铁声时能听出“荡漾与回声”。
▋慷慨的画家
2003年9月，为了配合“中法文化年”的有关活动，我编辑了一本由作家兼画家余熙采写的名人访谈录——《约会巴黎》，书中展示了40余位法国艺术家及文化名流的心路历程，包括赵无极、朱德群、皮尔·卡丹、保罗·安德鲁等。此书受到中法双方的高度重视，并被中国政府列为“中法文化年”的官方项目。
如何传达巴黎的神韵？我在考虑封面时想到了黄永玉先生。他的散文集《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中收录了不少反映巴黎生活的画作，其中一幅描绘塞纳河两岸风光的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若能把黄先生的这幅画作用在《约会巴黎》的封面上，那是再贴切精妙不过了。
承蒙编辑朋友热心相助，我拿到了黄先生的住宅电话，那时候他还住在北京通州的万荷堂。对于黄先生会不会同意我的用画请求，说实话，在打电话之前，我的心里也没底儿。但我当时认定这幅画作是最理想的封面方案，无论如何得去尝试一下。
大概是运气好，也可能是意念切，电话居然一拨就通。我想，以黄先生的名气和如今的忙碌程度，一定会由秘书或者助理负责处理对外的联络事务。出乎我的意料，是黄先生亲自接的电话！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把图书的有关内容以及我对封面的设想告诉了黄先生。没想到，黄先生答应得非常痛快，丝毫没有某些名人常端的架子或者“倨傲”之气。他说话的语调相当轻快，似乎还略带着那么一点调皮。他说用画没问题，稿费也不要紧，希望用后能给一本样书就行。多么简单的要求！我大喜过望，赶紧说没有问题，一迭声地向他表示感谢。很快黄先生就给我寄来了图片文件。
后来，这幅美丽的画作铺展在大勒口的书封上，很有气势，特种纸印刷的效果也很好。样书出来后我立即寄给了黄先生，并支付了相应的稿酬。
《约会巴黎》一书出版后，受到了各界好评，此书也成了献给中法文化年的一份特殊礼物。无疑，黄先生的画作为此书增了光，添了彩。每每念及此事，我的心中都是满满的感激。
从黄永玉的作品中常能感受到一“庄”一“谐”两种不同的风格。他以巨幅书法作品“人在作，天在看”表达愤怒，借“做一天木鱼挨一天敲”等漫画传递幽默；他用诗句“鸟，在天上/管什么人踩出的意义”张扬个性，也会说出“你们都太正经，我只好老不正经”“电器里我用得最熟练的就是手电筒”这样的俏皮话令人捧腹。如果只看到他在众人面前“秀”出的潇洒，玩不出令人惊奇的艺术成就；如果只有“正襟危坐”的严肃，也不容易产出趣味盎然的漂亮文章。而能把二者结合得如此的天衣无缝，应当归结于他有一颗难能可贵的“有趣的灵魂”。
来源：北京晚报 | 作者 钟振奋
编辑：张玉瑶 王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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