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情况下，张末和父亲张艺谋一起合作参与了《狙击手》的导演工作。除了导演张末这个身份外，张末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张艺谋的女儿”。不过，这并非张末首次与父亲“大张导”在电影中合作。但这一次加入《狙击手》的拍摄，张末说自己和“大张导”负责的戏份几乎是四六分。在对敌军部分进行拍摄时，张末确实做了不少细节上的设置。而对人物的功能性作用，张末也有自己的一些思考。
突发情况下，张末和父亲张艺谋一起合作参与了《狙击手》的导演工作。
从首部电影《28岁未成年》，到如今正在尝试亲情、友情、悬疑等各种类型的影视作品，张末说希望能不断试错，“不断向前”。
“等不到雪就不拍，‘假雪’还不如不拍。”在一段近日释出的《狙击手》主创视频中，张艺谋用指头叩着桌子说出了他的要求。这也是导演张末加入《狙击手》拍摄的契机。
“由于天气原因，整个剧组的拍摄周期急剧缩短。加上电影《狙击手》呈现的是一场遭遇战，‘敌军’的戏份也很重。基于我们对彼此的熟悉程度，以及以前的高配合度，思来想去，最后就愉快地决定联手去导这部电影。”导演张末对南都记者说。
除了导演张末这个身份外，张末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张艺谋的女儿”。谈起父亲，张末像个“小迷妹”，她喜欢父亲所有的作品，最让她看一回心潮澎湃一回的是《红高粱》。但在创作上，张末始终在按自己的路走，她说希望能不断试错。
张末认为自己的成就如果称得上有，终究得靠不断练习来积累。“他是他，我是我，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我肯定跟他拍的不会是一样的。不是说父亲是这样，我就会是这样。性格很多时候是来自于父母，但主要还是靠你后天努力，我很幸运有一个这么好的导师，但我不能松懈，我相信我可以，因为我相信我是努力的、我是在不断向前的。” 采写：南都记者 林文琪
如何“狙击”
“不光只是一位执行导演”
“‘大张导’要求是真雪。那年很奇怪，平常我们要拍摄的那个地方都会下雪，那年是11月初才稀稀拉拉地下，这就缩短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他真的需要一位导演，而不光只是一位执行导演。”突发情况下，张末最终和父亲张艺谋一起合作参与了《狙击手》的导演工作。
不过，这并非张末首次与父亲“大张导”在电影中合作。在《山楂树之恋》中，她曾担任剪辑师；在《金陵十三钗》中，她曾担任副导演。但这一次加入《狙击手》的拍摄，张末说自己和“大张导”负责的戏份几乎是四六分。“我和大张导当然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尤其是见招拆招时。我们在沙盘上推演，如果你对我开枪，我要怎么反击你。我反击你的时候，怎样更高一筹。但说实话这种‘见招拆招’其实是无底洞，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原则，如果一半以上的人（包括演员和主创）都觉得一种方法好，我们就会定下来。”
张艺谋曾在一些采访中提到，让张末拍摄敌军，更多是为了不想把对手拍成笨蛋，陷入脸谱化的失误。在对敌军部分进行拍摄时，张末确实做了不少细节上的设置。“你很难分辨谁是谁。那怎样能让观众记住角色？你就得给他们设置一些情节，包括特点，如我给一个人设计了‘嚼口香糖’的桥段，能在战争中嚼口香糖本身就是一种挺大的反差，这能证明他们是非常奢侈的，连口香糖都能提供，而我军是连瞄准镜都没有。这种反差可以让观众记住。此外在刘文武交换那场戏里，我们查过会有战地驻地翻译，所以我们会设计，这个人为了任务专门去练了好几个月的中文，但那个中文蹦词形式不可能很高，也不可能有连贯的句子，是一个字一个字很生硬地往外蹦，但是蹦得还比较清晰，而且是车轱辘话来回转。”
而对人物的功能性作用，张末也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在敌军的内部，人物的设置也有一定的功能性作用。他们不是说都‘拧成了一股绳’，他们面对的是中国王牌狙击手刘文武带领下的队伍，损失连连。在这个情况下，会不会有人叛变？会不会有人恐惧？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一个狙击手旁边会搭一个观察者，有一场戏是敌军‘赶鸭子上架’，一个观察者死后，狙击手发现自己常年的搭档被击毙时，会想要叛逃。”
电影中一组出彩的人物对立关系是敌军狙击队长约翰与更高首长威廉的关系。他们的对立关系主要呈现在是否要以刘文武交换亮亮这一点上。“狙击手最早由猎人衍生出来，猎人会通过动物的蛛丝马迹来识别是什么类型的动物。我们给约翰设计了一个所谓的高人一等的功能，就是他特别能认人，所以当他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他就决定伏击，用亮亮去做诱饵。他觉得他非常有把握把刘文武抓住，这也是他高傲的一种表现，他也觉得他比威廉要高明。也正是他的高明和狡猾，才带来了这么一场战役。”
独立个体
“我很幸运，有一个这么好的导师，但我不能松懈”
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不少观众都被张艺谋的浪漫征服，许多人评价，张艺谋拥有大脑洞和无数创意。张末说，在她眼中，这或许是因为父亲是悟性很高且非常勤奋的人，同时他不停地在突破自己。
“他的脑洞源于，一方面他经历很丰富，他的时代里，从出生到现在，经历了中国很大的变迁，他是个悟性很高的人，他能在周边的人跟事件上捕捉到很多美妙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他本身自带的天赋。其次我觉得是因为他不停地拍作品，才会让他的脑洞越来越大。人的脑子一定是要不停地运作，才会越用越灵活。”同时在张末看来，正是因为父亲不停地思考，他的知识面、阅历变得越来越厚实，这也使他在年岁渐长的同时，作品越来越成熟。
拥有一个强大的父亲，常常有如硬币的两面。张末说自己童年时代的所有画面，90%以上都源于父亲的电影中。但张末觉得并非父亲是如此，自己便恒定带有相似的基因，或者说她认为自己的成就如果有，终究是得靠不断练习来积累。“不是说父亲是这样，那我DNA里就（有），我就会是这样。性格很多时候是来自于父母，但主要还是靠你后天努力，我很幸运，有一个这么好的导师，但我不能松懈，我相信我可以，因为我相信我是努力的、我是在不断向前的。”
当被问到最喜欢父亲哪部作品时，张末兴奋地说，自己对父亲所有的作品都很喜欢，但让她每看一次就心潮澎湃一次的，始终是《红高粱》。“这个可能是我主观的表达，毕竟是父亲，其实（作品）都挺喜欢的！但你要让我说最与众不同的、最能让我看每回看每回都心情澎湃的，是第一部。他探索得非常有形式感，在这之前，你没有看到中国电影是以那种形式展现的。再就是，你仔细想想，它里头的元素非常多，有爱情，还有兄弟情。有背叛，还有敌人，有战争，还有历史背景，这些东西在里头都糅合得非常舒服，你不会感觉突兀。你能感觉到青春的气息，我觉得尤其就是那种对作品的热爱、对电影的热爱以及对青春、欲望的表达，非常的纯粹，这个是非常难的。”
张末或许是在自己拍电影后，更懂得了《红高粱》的难能可贵。“一部作品在极高的艺术形式下，还能把这么多元素很自然地糅进去，真的是不容易！尤其现在我创作电影，就发现有时你可能只能说明一件事情，或者说明两件事情，你（想）什么都能说清楚、都到位，是非常非常难的。”
“自我困境”
“人心里头的坎儿 永远是自己设下的”
《28岁未成年》是张末第一部电影作品，在其中，倪妮饰演热爱画画的女孩凉夏，在成长的过程中，她依附在男朋友身上，逐渐丢掉了18岁时热情果敢的自己。
和凉夏一样的是，张末也热爱画画，本科学的就是时常需要应用到画画的建筑系。但当她走出校园时，却发现这个行业并不能让她满足。“（那时）我在想我应该干什么，我还是喜欢艺术的，我也喜欢跟构图画面以及影像呈现有关的东西。要不要试试电影？”
于是从研究生读编剧，到慢慢进入行业当编剧、剪辑师、副导演，到2016年执导第一部电影《28岁未成年》，张末真的在“按自己的路走”。“他是他，我是我，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我肯定跟他拍的不会是一样的。我觉得我的第一部电影，它更多意义上是在讲女性成长以及女性自我认知的。其实那个电影对我来说，是一次创新，因为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还没有一个真正去讲女性题材、自我成长包括危机感的作品。所以对我来说，我当时拍那个电影的目的其实还是想有题材的创新。”张末这样评价她的首部作品。
说着说着，张末突然总结出，其实自己与父亲还是有相似之处的。“话说回来，在这一点上，也许我跟大张导还是蛮像的，就是希望能做一些不一样的、让人眼前一亮的，虽然这个故事（《28岁未成年》）也不是说完全百分之百地创新，因为毕竟电影历史已经100多年了，但最起码在这种形式上有不一样之处。”张末在电话那头边想边说。
此外，“自己是自己最大的困境”这个问题，从《28岁未成年》到如今，依然“困扰”着张末。“我觉得人类心里头的坎儿永远是自己给自己设下的。创作者为什么老想突破，是因为他给自己设了一个标准，如果不设置这个标准，你也不会去突破对不对？但你既然设置了，你还乐于其中，那这不就是做标准或者你可以把它叫困境，你都可以正说或者反说。关键是你能不能承受这个过程。我现在有些东西是释然的，但有些东西也是还会给我自己设立目标或者设立困境的。”
作为一个创作者，张末决定和困境共生、“较劲”。“我们现在外界环境都很好，没有战争的困扰。我觉得（我）大多数（时候）都是自己在跟自己较劲，但这种‘较劲’是一种好的动力，推动像我这种创作者前行的一个最大动力。我觉得作为创作者来说，不能松懈、不能随缘，你不能永远把自己放在一个舒服区，这样的话作品大同小异，就没有创新了，甚至会走下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