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场悟道”后，阳明先生之所以要高高地举起“知行合一”的思想大旗，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的三种弊端而言的。一种是“先知后行”。关于知与行的哲学关系，历代名典名家多有论述。这些论述，实际上都是在知行的“轻重”上着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阳明先生以一种前无古人的气魄，揭“知行合一”之教。知行合一，实质上就是要求良知与行为的统一。
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要找到并遵循内心的良知，把良知和行动统一起来，才能清楚内心所想，对外部复杂的事物了然于心，把握做事的方向，作出正确的决定。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王阳明全集·语录一·徐爱录》
今译：良知是行动的主导意向，行动是良知的落实功夫；良知是行动的开始，行动是良知的成果。
如果说，阳明心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大鼎，那么，它的三条鼎足分别是什么呢？
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如果问，这三者是什么关系，横向关系，纵向关系，还是纵横交错关系？
答案是，纵向关系。如果把阳明心学体系比作一座高高的宝塔，“心即理”是塔基，“知行合一”是登塔的梯子，“致良知”则是塔顶的明珠！
需要澄清的是，“知行合一”这句话，并不是阳明先生首创的，而是明代理学开山大师吴与弼的一个学生谢西山最早提炼的，原话是“知行合一，学之要也”。
吴与弼何许人也？他是江西崇仁人，活了 79 岁。其一生之轨迹，可以用四句话概括，即一生贫病交加，一生孤独寂寥，一生苦修苦行，一生追逐圣贤。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劳动与读书相结合”“教育不能脱离生活”的人。他的一句名言是：“人须于贫贱患难上立得脚住，克治粗暴，使心性纯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物我两忘。”作为其徒孙的王阳明，能在贵州龙场那种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不仅没有绝望，反而为自己、为中华文明的觉醒创造了希望，无疑是得益于吴的一些思想和精神的滋养。
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
“龙场悟道”后，阳明先生之所以要高高地举起“知行合一”的思想大旗，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的三种弊端而言的。
一种是“先知后行”。关于知与行的哲学关系，历代名典名家多有论述。《尚书》云：“非知之难，行之惟难。”《左传》云：“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荀子云：“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这些论述，实际上都是在知行的“轻重”上着力。而到了宋朝，程颐和朱熹则别出心裁，搞出了一个“先后”论，即“知先行后”，朱熹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列。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弊病也明显，用阳明先生的话讲，就是“将知行分作两件事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实际生活中，朱熹这种“先知后行”的思路，容易培养出赵括、马谡等纸上谈兵式的“书呆子”。
另一种是“知行脱节”。这方面，据阳明先生对徐爱的分析，又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盲干型”。“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一种是“空想型”。“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
还有一种是“知行背离”。这是最令阳明先生忧虑的。当时整个官场，上至君王、王公大臣，下至蝇头小吏，均出现了严重的人格分裂，“外衣冠而内禽兽”。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心里一套、行为一套，白天一套、晚上一套，整个社会已沦落到了“不诚无物”的境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阳明先生以一种前无古人的气魄，揭“知行合一”之教。
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主要包含了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里的“知”，主要是指知识、理论；行，主要是指实践锻炼。这一点，阳明先生在回答顾东桥的疑问时，作了精当的解释：“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因为后世学者把知行分作先后两个阶段用功，把知行的本体丢掉了，我才提出了‘知行并进’的看法。”
第二层意思，良知与行为的统一。这里的“知”主要是指良知。知行合一，实质上就是要求良知与行为的统一。这一点，阳明先生在指点他的学生黄直时，阐述得很明白，也很到位。他说：“今天，有许多求学之人，只因为把知与行分开来看待，故当心里产生一个念头时，虽然不是善的，但由于还没有行动，也就不去禁止，以至于产生恶果而难以补救。我现在强调‘知行合一’，正是要让人晓得，一旦心里有念头产生，便是行动的开始。而一旦发现自己的念头是不善的，就要立即将这个坏念头克倒，而且要根除彻底，决不能让它潜伏在胸中。这，就是我倡导知行合一的宗旨！”
——文章摘自青山闲人《铿然舍瑟春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