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五四新文学作家叶圣陶（叶绍钧）的短篇小说集《城中》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开明书店同年8月1日才正式开张，因此，《城中》与孙福熙的散文集《归航》等一起，是开明书店出版的首批新文学作品，这也是叶圣陶与开明书店的首次合作。当时的评论家对《城中》有较高的评价。《城中》初版本是毛边本，而且是符合鲁迅标准的书顶书口毛书根光的毛边本。
1926年7月，五四新文学作家叶圣陶（叶绍钧）的短篇小说集《城中》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开明书店同年8月1日才正式开张，因此，《城中》与孙福熙的散文集《归航》等一起，是开明书店出版的首批新文学作品，这也是叶圣陶与开明书店的首次合作。在此之前，叶圣陶的《隔膜》《火灾》《线下》三部短篇小说集,都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叶圣陶正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
《城中》出版时，叶圣陶亲自撰写的广告词称：
论质地大概是仍旧应题作“线下”的，可是写作时不愿马虎，在现有能力之下，未曾偷懒一分，是作者可以自信的。
所谓“线下”，乃叶圣陶自认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水准均在水平线以下，所以，他已把自己的第三部短篇集取名《线下》，而对《城中》，他仍很谦虚，认为这第四部短篇集论质地仍应题作“线下”。
《城中》共收入《病夫》《前途》《演讲》《城中》《双影》《在民间》《晨》《微波》《搭班子》九篇短篇，以《城中》作为书名。《城中》写一位有志气有抱负的知识青年雨生回到古城兴办新式中学，受到当年的老师高菊翁、县督学陆仲芳、教育局长王壎伯一群人的误解和反对，他们想尽办法，阻扰雨生演讲，反对雨生招生，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直至高菊翁亲自出面，打着“师生旧情”的幌子，假借“镇守使”之名，以“激烈派”相威胁，企图把雨生赶出古城。雨生当然不为所动，反而“感到青春的欢喜和事业的愉悦”。整篇小说中，雨生只在开头和结尾出场，主干是高、陆、王三人的对话，以他们的无知和卑琐来反衬雨生的朝气蓬勃、坚韧不拔，技巧上颇具特色。
《演讲》则写一个自以为是的演讲家到学校演讲，但是“恋爱”不敢讲，“学潮”不敢讲，“工”不敢讲，到底讲什么呢？他灵机一动，登台大讲“当前的享乐”，还援引“三段式”，大前提小前提之类，主张“第一是酷好文艺，第二是耽爱美酒”，最后以赞美“刹那主义”作结。小说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把演讲家的丑态刻画得活灵活现，难怪茅盾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1935年5月良友图书公司初版）时要入选这篇《演讲》。
当时的评论家对《城中》有较高的评价。汪倜然在《当代文粹·小说》（1931年6月世界书局初版）中就说：叶圣陶“用笔谨严而态度端庄，《线下》和《城中》写平凡人的生活与心理，极显经营之用心”。茅盾也认为当叶圣陶“技巧更加圆熟了时，他那客观的写实的色彩便更加浓厚。短篇集《线下》和《城中》（一九二三到二六年上半年的作品）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叶圣陶后来编《圣陶短篇小说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时，从《城中》入选了《病夫》《前途》《城中》《晨》《搭班子》五篇，超过《城中》所收小说的二分之一，可见他自己对《城中》这本集子也是比较满意的，正如他所说：“把十五年间的小说淘汰一下，选集比较可观的多少篇印在一起，作为这期间我的习作成绩的总账……只希望没有把无聊的东西留在这里”（《〈圣陶短篇小说集〉付印题记》）。有趣的是，叶圣陶好友朱自清当时也提供过一个叶圣陶短篇小说集选目，但叶圣陶没有采用，只说朱自清“人好心善”，“大都从宽发落”，可惜我们现在已看不到这个选目了。
《城中》初版本是毛边本，而且是符合鲁迅标准的书顶书口毛书根光的毛边本。这不但是开明书店印制的第一批新文学毛边本之一，大概也是叶圣陶新文学创作的第一种毛边本，必须提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