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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惜字如金的人是
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
在数千年前的简牍时代，一篇数百字的文章以竹简等形式垒叠起来后，很容易就有了”等身“高度。这是否就意味着，古人们达到“著作等身”就是轻而易举之事呢？
就字面理解来看，这确实容易让人产生如此联想，不过“著作等身”却并非这么来的，它的最初成因与含义跟今日也大不一样。实际上，“著作等身”本是”著作丰富“的夸张式形容，对古人来说，这也是可望不可及的一种高度；不过，随着书籍用语及装帧方式的变迁，今天的我们要实现“著作等身”就容易得多了，如此说来，难道”惜字如金“的千载传统也要因此成为历史了么？
在简牍形式下，“等身”高度的书简承载不了太多文字
”惜字如金“是不轻易动笔之意，在词藻组织的文学意义之外、也有着古代文字记录载体的现实限制。今天，人人都能随意在电脑上打出洋洋洒洒的“数十万字巨著”，从这角度上再看“著作等身”，这当中的历史演变就确实要理一理了，因为这已涉及到文字的价值走向问题，值得所有文字工作者去思考。
“著作等身”原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夸张式赞誉《宋史·贾黄中传》载：“黄中幼聪悟，方五岁，玭每旦令正立，展书卷比之，谓之等身书，课其诵读”，这就是“著作等身”的出处。由此可见，“等身书”原来指的是所读书卷的长度、而非著作垒叠的高度。由所读到所著，其演变过程已无可考，但这正是古人以“等身书”为博览及博著要求的一种朴素愿望。
在以书卷为主要文字载体的时期，读“等身书”不难、著“等身书”也不难，毕竟当中的文字篇幅不是很大。当代学者们认为，也许是为了拔高“等身书”的门槛，于是它就开始朝着“垒叠”方向演变，垒叠出的“等身”跟书卷展开的“等身”相比，那可是有着天渊之别的！试想一下，展开一米多的书卷充其量还是一卷，将书卷折叠、垒叠成一米多高度的话，当中得有多少卷？
如此展开的一卷书同样承载不了太多文字内容
如此一来，无论是读书还是著书，“等身书”都成了读书人高山仰止的一个目标。在以诗词歌赋为主的古代，要真正实现这样的“著作等身”根本就不可能；但用于形容一个人的博览和博著，这样的赞誉还是很到位、很有份量的！
贾黄中在宋朝初年时曾充任翰林学士、又主管过两年科举及吏部官员的选拔，其所作所为都甚为公正恰当，他也因此获得了宋太宗的赏识。在以文立国的宋代，贾黄中无疑成了士大夫的表率人物，故而人们赞颂他“幼读等身书、为官端谨且无私“，“著作等身”正是自宋代开始成了士人们的美谈。
既是美谈，存在适当的夸张描述很正常，久而久之，它就成了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夸张式赞誉。
因为这样的可望不可及，古人当中是不存在“著作等身”实例的。我们所熟悉的“著作等身”者如老舍、梁启超等人都是近代学者，那是因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当中，“著作等身”已具备了成为现实的可能，这也是历史演变的一种结果。
当曹禺评价老舍说：“会上陈列了他多年来的全部著作，那时他已是著作等身了。”此说就绝非夸张、而是老舍实实在在的文坛耕耘成果。
通过观察古籍实样，大家可感受一下“著作等身”是多么困难
古代书籍的语言及装帧方式演变，也推动着”等身“概念的演变老舍全部作品的累计字数达800万左右，这正是他能够“著作等身”的前提基础。以近代常见的线装书为载体，800万字书册垒叠起的高度是绝对可以“等身”的。
不过，之所以说老舍的“等身”概念与古代有别，当中最大的因素正是书籍用语及装帧方式的变迁。老子著出了四五千字的《道德经》，若以简牍为载体的话，这个份量也许就是高于成人的“一车”；若以书卷为载体的话，就成了半人高的“一摞”；若在线装书上的话，就只有一册。可是，我们能以此来否定老子《道德经》的巨大意义么？
载体的不同，”等身“的概念也有不同。实际上，在文学家眼里，“著作等身”非特指著作数量上的”等身“，作品的学术价值也是巨大的衡量要素。《道德经》正是跨越如此界限的一种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其自身载体是否能够“等身”，但它的学术价值却一直是真正的高山仰止、若仅以“著作等身”来形容老子，这还是过于片面了！
线装书的出现，带来了书籍文字承载量的巨大革新
古时候的书籍曾以简牍、卷轴、经折、蝶式、包背、线装等装帧方式呈现，明清时期的线装方法真正奠定了今日书籍的样式。除了装帧方式，古代书籍用语也有着“诗、词、歌、赋”及文言文的不同表现方法，同样的内容、不同文学形式的表述也会带来不同的文字数量。基于这样的状况，“惜字如金”在过去的文学表现形式上也会有着更为贴切的使用环境，比如一首五言绝句，当中的每个字眼都需“字字斟酌、珍如金子“。
在这样的情形下，再勤劳、再伟大的诗人终其一生也是积累不了多少作品字数的，这时候的”等身“概念、就唯有更多地基于文学角度而言了。
司马迁终其一生写出的五十二万字《史记》是否算“等身”？
线装书籍及白话文的出现，使“著作等身”真正成为了现实我国古人写诗作文的形式一直相对固定，言简意赅是长期以来的表现共性。唐末宋初时曾出现过一种三眼装订的早期线装书方式，多用作唐代初兴起的古典小说载体。不过，唐代时的小说尚入不了大雅之堂、线装书一直缺乏广泛的阅读使用，它很快就被宋元时期更科学、更美观的“蝴蝶装、包背装”替代了。
书籍的装帧方式跟文章字数有着巨大的相互促进关系，易于翻阅的书籍也更利于长篇著作的诞生及刊载；宋元时期小说、戏剧等多种文学体裁的盛行，又反过来催生出了“四眼装订”的明代线装书。明代的这种线装方式跟当代已经无异，它承载着大量明代古典小说、再一次将文人们的“著作等身”推向了现实。类似《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书籍，在非线装书载体上是难以普及的，有谁愿意在折叠式的书卷上翻看如此巨量的文字呀！
计算一下，850万字的如此书籍垒叠起来后得有多高？
《三国演义》里的文言文已颇为浅近、初步具备了近代白话文的影子，其“代价”就是文字使用数量的大幅增加。不过在明朝时候，这样的“代价”早已被成熟的印刷技术、更先进的书籍装帧方式所抵消，因而象罗贯中、施耐庵这样的小说家就更易于抵近真正的“著作等身”——虽然在作品的垒叠高度上尚有些差距，但有谁会去认真细究呢？
近代“新文化运动”是古文言文与当代白话文间的分水岭，其推动者梁启超也以850万字的着作(《饮冰室合集》)真正奠定了自己的“著作等身”。以从前的书籍排版及装订方式看，老舍、梁启超所著的800万字书籍垒后能“等身”是无疑的，更何况，2014年新修订后的《梁启超全集》字数已达1500万之巨，即便在当代的书籍排版方式下，这些书也是接近“等身”的了！
老舍、梁启超的文章作品均具备了学术价值、书籍垒叠上的双重高度，可以说，他们都是我国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第一人。
1500万字著作的梁启超，堪称历史上“著作等身”的第一人
新时代下的“著作等身”与文字价值的重新定义梁启超的1500万字巨著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他在36年(20岁起)写作生涯中每年都得写40万字，且数十年风雨无改、字字珠玑。成就虽如此巨大，不过梁启超却在评价陈寅恪时如此说：“我虽著作等身，却不如他寥寥数百字”，如此胸怀及谦逊程度堪为世人所感叹！
新时代下网络文学方兴未艾，能写出数百万字“等身著作”的人已不在少数，不过对于何为“著作”、则需要衡量一下这些作品的自身文学价值了：你的这些文字、跟古人们、梁启超们的数千、数万、数百万、过千万字相比又如何？谁的文字价值更大？
也许，当代的部分文章作品是在“一字一元”的诱惑下写成的，对于文字工作者而言，这确实已是巨大的诱惑，更多文学创作者们的作品则很可能一个字都值不了一毛钱。诚然，文字的价值是无法如此来“明码标价”的，但脱离了这样的一块一毛，人们的文字价值还能如何体现？束之高阁的话，很可能整本书都一文不值；若要推向市场，则唯有去接受各种明码标价。这也是文字价值的多元化发展所带来的尴尬。
互联网时代下，文字的数量与价值出现了新的变化
现实的这些尴尬同时诱发了文字价值的“稀释”，不过历史上许多经典著作的流传过程告诉我们：真正有价值的文字是不会被永久埋没的，当然，你要沉得住气、耐得住性子；甚至很有可能，部分好文章会在埋藏百年后才有机会亮出金光！过去许多文学家、艺术家都有过这样的宿命，这也是选择这条路必须要考虑面对的。从这定义来说，“著作等身”其实更多地属于作者身后的荣光，包括梁启超在内，他的《梁启超全集》也是直到2014年才编撰出版，距离他去世已过去了八十五年。
今日的人们利用电脑进行创作，可以不再“惜墨如金”(毕竟可以随时修改)、可以不再忧虑文字载体(网络就是巨大的载体)，更便利的创作环境下该如何定义自己的“文字价值”，这已成了每一位创作者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否则的话，你在网络上留下“千万字巨著”又能如何？它们最后也许只是一堆电子垃圾、化作若干字节淹没在数字世界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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