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也对人的生存问题，特别是“人的处境”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指出人的存在有着诸多的矛盾或两歧，但是人的存在又与动物有着根本的不同。弗洛姆指出，生存性两歧是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的一种“分裂”，这种分裂会产生两歧，“它们根植于人的生存之中”。按照弗洛姆的说法，这三种两歧中最基本的“生存的两歧”是“生与死之间的两歧”。
之前，我们谈了存在论意义上的“焦虑”问题。今天，我们继续谈谈此意义上的“两歧（或 矛盾）”问题。
按照词典的解释，“两歧”是指意见或方法等有分歧，或不统一。（现代汉语词典，2016）也指分为两支或是两个分岔。不论怎么解，它都有“分”之意，至少是“分”为两个或以上的不同的东西，无论是将这种“分”称作分开、分岔或分歧。而矛盾是两歧（差异/差别）的一种特殊的情况，即矛盾的这种“分”是指事物内在的两个方面的对立，或者是自己与自己对立。下文中这两词有时被互换使用。
以下就是我们要谈的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人的生存与动物的生存传统哲学研究的主要是人的理性问题，很少注意到除了人的理性之外的其他问题，尤其是非理性问题。克尔凯郭尔是最先注意到人的生存问题的，因此他也被誉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但是他的存在观与后来的存在主义观还是有所不同的。
人的生存中有各种两歧：有浅层的，有深层的；有能解决的，也有无法解决的；有历史性的，有生存（存在）性的。弗洛姆也对人的生存问题，特别是“人的处境”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指出人的存在有着诸多的矛盾或两歧，但是人的存在又与动物有着根本的不同。
他指出，“人与动物在生存上首要的一个不同之处是，人在适应周围环境的过程中，相对来说缺乏进行本能调节的能力。人的这一不同于动物之处正是人的一大弱点。”（p50，以下只注明页码的均引自《寻找自我》一书）而“动物能通过自动改变自身(并不是通过改变它的环境)来使自己适应已变化着的环境。”（p51）由此可见，在与动物的本能相比这一点上，人是最软弱无能的。
既然没有动物本能的那种适应环境的能力，那么人是如何弥补他的弱点来适应环境的呢？人不是通过本能，而是通过大脑的智力来适应环境的，即人有想象、自我意识和理性来适应环境，甚至是通过这种能力来改造环境以便使环境适应人！如弗洛姆所言的，“人类一诞生就具有与动物不同的新特质，那就是：他能意识到自己是个独立的整体、回忆过去并瞻望将来，他能使用符合指称对象和进行行动，他具有认识和理解世界的理性，他能通过想象使自己远远超出本身感觉的范围。”（p51）
二、两类两歧：“历史性”和“生存性”在通过智力因素来适应环境或者说生存中，人仍然会有诸多的两歧或矛盾。弗洛姆在其《寻找自我》（《逃避自由》的续篇）第三章“人的处境”一节中提出了他的“历史性两歧”和“生存性两歧”的概念。
一般而言，在历史中产生的东西，也会在历史中消灭，历史性两歧也是如此。在弗洛姆看来，历史性两歧是指因时代的变化而不同的两歧，即它是由时代的特征造成的，会随时代的变化而消失，因此，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历史性两歧。
他说，“在个人和社会的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历史的矛盾”，它们与“生存的两歧”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们并不是人生存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它们是人为造成的同时也是可以解决的，不是在矛盾出现的当时，就是在人类历史的稍后阶段可以解决的。”“它是不具有必然性的矛盾，只是由于人们缺乏勇气和理智才酿成了这一矛盾。”（p56）他还认为，历史的两歧具有短暂的性质，它从原则上说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涂纪亮，1980，p328）
与此同时，人类还面对着另一种两歧，那就是生存性两歧。弗洛姆指出，生存性两歧是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的一种“分裂”，这种分裂会产生两歧，“它们根植于人的生存之中”。“它们是这样一些矛盾：人虽然无法消除它们，但可以通过各种途径(用什么样的途径取决于他的性格及其文化)对它们作出反抗。”（p54）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人的“两歧”呢？弗洛姆认为是人的理性，“理性是人的福音，但也是他的祸根。理性迫使他永无止境地从事解决那永远解决不了的‘两歧’。正是在这一点上，构成了人与所有其他有机体的生存之间的区别。”（p52）
他进一步指出，“理性的出现使人陷于‘两歧’之中，它迫使人永无止境地寻求新的解决方法。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与理性的存在是分不开的。他以理性为原动力，并且也通过理性，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上，他自己及其同伙们都感到安适自存。他每前进一步，都会感到不满足并产生困惑，正是这种困惑又驱使他去寻求新的解决方法。”（p53）
由于人有了理性和自我意识，“所以他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无能和对生存的种种限制。他看到了自己的必然归宿——死亡。他永远无法摆脱其‘生存的两歧’,即使有这个愿望，也无法使自己摆脱其思维；只要他还活着，也就无法使自己摆脱其躯体，并且也正是躯体促使他渴望活下去。”（p52）
三、三种“生存性两歧”弗洛姆认为，人的生存性两歧主要体现为三种：生与死之间的两歧；人的所有潜能与短暂的生命之间的两歧；人在根本上的孤独与必须与他人交往之间的两歧。
第一种：生与死之间的两歧。按照弗洛姆的说法，这三种两歧中最基本的“生存的两歧”是“生与死之间的两歧”。他认为，“人一定要死，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人能认识到这一事实，并正是这种对死的认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生活。死与生总是对立的，总外在于生的经历并与之不能共存。对死亡的一切认识均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死并不是生的一个有意义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只能接受它而别无他法。所以，就生而言，它是注定要失败的。”（p54）
正如前文所言的，人总是会对生存性两歧做出反抗的，“人总企图通过创造某种意识形态来否定这种生与死之间的两歧，例如通过创造基督教的灵魂不灭的概念，这一概念假定存在着永生的灵魂来否定这样一个悲惨残酷的事实：随着人的生命死去，一切都化为乌有。”（p54-55）
由于这种两歧是最根本的，因此这种反抗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无力的，但人们还在寻求着各种方式来反抗。或许人的生活的意义就在于这种反抗，如果连反抗都没有了，那人还是人吗？
第二种：人的所有潜能与短暂的生命之间的两歧。弗洛姆指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这又导致另一个两歧：虽然每个人都赋有人类所能具有的所有潜力，但由于其生命是短暂的，所以即使在最有利的环境下也不可完全实现这些潜力。只有在个人的生命与整个人类的生命一样长的情况下，他才能参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人的生命从其诞生到死亡，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一刹那，但从其愿望来说，总渴求能实现他所有的潜力，这两者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p55）
面对这种“他所认为能够实现”和“实际上所能实现”之间的矛盾,人们所采取的解决方式是，“通过假想人死后生命可以开始充实，或假想一个人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是人类的最终和最辉煌的历史时期，来调和、否定这种矛盾。此外，还有其他调和和否定这种矛盾的办法：认为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充分地实现其潜力，而在于为社会服务、尽责；个人的发展、自由和幸福，是从属于国家福利，社会团体和其他那些超越个人的永恒权力的，与此相比，个人的一切就显得微不足道了。”（p55）
很明显，这种两歧似乎更能得到人们的宽容，因为第一种两歧是根本上无法解决的。而在这种两歧中，人们可以克制自己的无限欲望，有选择地发挥部分他们认为重要的潜能，这在某种的意义上可以缓解有限的矛盾，但同样无法消除这种两歧。
第三种：人在根本上的孤独与必须与他人交往之间的两歧。弗洛姆指出，“人是孤独的，但同时又与外界发生关系。他之所以是孤独的，是由于他是一个独特的整体，与其他任何人都不一致，并且又由于他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当他不得不只靠自己理性力量作判断、下决心时，他必然是孤独的。然而人又是不能忍受孤独的，不能与其同胞隔绝的。人幸福与否就取决于他能否感受到与其同胞、先辈和后代心心相印。”
解决这个问题，有人会借助于信仰，与那个绝对的神圣的“上帝”对话；而有人干脆放弃信仰，加入到社会的洪流中去，在世俗生活的操劳中暂时忘却自我；甚至有人就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言的，“逃避自由的不堪忍受的负担，重新去依赖、屈从他人。”因为“自由给人带来独立和理性，但同时又使人陷入孤独、充满忧虑、软弱无力。”（弗洛姆，1987，p11-12）所以，有些人愿意放弃为追求自由而带来的一切纷扰。
与前两种相比，这第三种两歧在程度上应该是最弱的，但是却也是无法消除的，因为人既无法摆脱独立自由又离不开对外界环境的依赖，但是有的人却可以舍弃独立自由而换取融入世俗社会的生活。但无论谁都无法回避和消除生与死的两歧！
参考文献：
弗洛姆，《寻找自我》，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
弗洛姆，《逃避自由》，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7年，第11-12页。
涂纪亮，弗洛姆，见：杜任之主编，《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三联书店，1980年，第3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