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审官大惊，不予采信，只以私通仆人论罪。宰相贾昌朝正在怀恨欧阳修，闻讯派人前来复审，意图罗织罪名搞垮政敌。复审的结果是维持原判，不过，发现欧阳修用张氏的钱买田产，有点经济问题，降职为知制诰、滁州知州。欧阳修妻子的堂弟、淄州知州薛宗孺，因为举荐的官员贪赃而被连累，尚未定罪。此事骇人听闻，神宗大怒，要严厉彻查。便再次坚决求去，六十五岁正式退休，六十六岁病逝。力挺范仲淹、奖掖后进，都是君子所为。
苏轼的著作《东坡志林》，记载了一则关于相面的名人轶事。
欧阳修曾经亲口告诉苏轼：“年少时，有个和尚给我相面，铁口直断道：‘耳白于面，名满天下。唇不著齿，无事得谤。’”
苏轼感慨评论：这个和尚挺靠谱，预判都应验了。欧阳老师的耳朵比脸白，众所周知。至于“唇不著齿”啥意思，咱不敢知道，咱也不敢问。
“唇不著齿”就是龅牙，苏轼明白得很，但要维护老师的光辉形象，不敢说。
中国人从小背诵《醉翁亭记》，欧阳修大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而作为文坛霸主，生平两次卷入伦常丑闻，饱受毁谤，可谓离奇无比，痛苦之极。
欧阳修四岁丧父，在单亲家庭中长大。母亲郑氏矢志守节，并且亲自启蒙儿子读书学习。由于家中贫穷，母子俩常常以荻草秆为笔，在地上写字。
贤母望子成龙，辛苦没有白费。二十四岁那年，欧阳修考中进士，授职西京（洛阳）推官。
科场大捷，春风得意。欧阳修在洛阳与一班名士游乐聚宴，赋诗饮酒，过得好不快活。府尹钱惟演是吴越国王钱俶的儿子，世家子弟喜欢热闹，平日里对他们极为优容，久而久之，又觉得年轻人不可过分放纵，想着稍微规劝一下。
某次开会谈及寇准，钱惟演借题发挥说：“诸君可知，寇公晚年取祸，正是由于奢侈放纵、宴饮过度啊。”
欧阳修哪会听不出弦外之音，马上应声反驳：“宴饮顶多算小过失，不足以招祸。寇公的问题，在于临老不退！”
一语既出，四座耸然。钱惟演年已七十，也没退休，简直是当着和尚骂贼秃。
欧阳修后来曾经自我评价：“劣性刚褊，平生吃人一句言语不得。”还算有自知之明。幸亏钱惟演肚量大，没跟后生计较。
范仲淹被宰相吕夷简贬官，右司谏高若讷袖手旁观，已经升迁为馆阁校勘的欧阳修大怒，写信痛斥，骂对方简直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结果自己也被贬为县令。（事见本号历史文章“江湖风寒，范仲淹从未怕过”）
书生意气，从来不怕得罪人。
欧阳修担任地方官很久，才回京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迁为知制诰，日渐显赫。正在顺风顺水的时候，又得罪老师晏殊，不得不离开京城，担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事见本号历史文章“炫富，要炫得清新脱俗”）
当时的朝廷里，党争很激烈。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发起“庆历新政”，遭到政敌猛攻，相继罢免出京。
欧阳修愤而上奏声援，为国事呼吁，却突然身陷家事丑闻。
从前他的妹夫身亡，妹妹带着年幼的继女（妹夫与前妻所生）张氏前来投奔。张氏长大后，欧阳修将这个名义上的外甥女许配给族侄欧阳晟。不料张氏私通仆人，事发捉拿到开封府，为了替自己脱罪，胡乱牵扯到未嫁前与欧阳修的旧事，“词多丑异”。
主审官大惊，不予采信，只以私通仆人论罪。宰相贾昌朝正在怀恨欧阳修，闻讯派人前来复审，意图罗织罪名搞垮政敌。
复审的结果是维持原判，不过，发现欧阳修用张氏的钱买田产，有点经济问题，降职为知制诰、滁州知州。
另一种说法，开封府尹杨日严曾受欧阳修弹劾，此时乘机报复，威逼指使张氏丑诋舅舅。
无论如何，欧阳修的名声在这起逆伦丑闻中遭受重创。有人趁乱泼脏水说，他写过一首词：“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堪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可见对外甥女早有企图。
这首词是否出自欧阳修，没有定论，他的名下有很多艳词，则并非空穴来风。
他黯然去到滁州，苦中作乐写下名篇《醉翁亭记》，流传至今，成为中学生们必记必背的课文。
欧阳修卷入伦常案，宋仁宗颇为震怒，十多年后，见才子头发皆白，转而心生怜惜，召回京城授职翰林学士，编修《新唐书》。
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礼部会试，一榜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吕大钧。
程颢、张载、吕大钧，都是理学开宗立派的大师。而唐宋八大家中，宋朝除了欧阳修还有五人，他成为苏轼、苏辙、曾巩的座师，对苏洵、王安石则有举荐之德。唐宋八大家，完全可以称作：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以及他的后浪们。
欧阳修录取苏轼，心中快意，写信给朋友梅尧臣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从此有了“出人头地”的说法。
乐于识拔才俊，是欧阳修的最大优点之一。
宋英宗在位期间，他已经官至参知政事（副相），又陷入朝争。这次的矛盾焦点，在于皇帝能不能喊自己的爸爸为“爸爸”。
英宗本是濮安懿王的儿子，过继给仁宗成为太子。当上皇帝后，动了私心，想抬举自己的生父。欧阳修迎合英宗，带头上奏，倡议尊奉濮安懿王。
宰相韩琦全力支持，并且亲自上阵推动此事。而反对者则认为，尊濮安懿王为皇帝，并喊作爸爸，置仁宗、以及还健在的遗孀曹太后于何地？史上著名的“濮议”之争由此引爆，官员们互相攻讦。
在正副宰相的坚持下，曹太后作出让步，同意尊濮安懿王为“皇”，称为“皇考”，三个夫人为“后”。不过，还没来得及上尊号，英宗就已病逝。
皇帝喊生父为皇爸爸，看似合理，却对不起养父母仁宗夫妇，有违孝道，并且干扰皇室道统的正常嬗替，使朝廷陷入无谓的纠纷，因此反对者众多。
名臣富弼品行忠直，为此怒批欧阳修：“欧阳公读书通晓礼法，居然搞这种动作，简直是忘仁宗、累主上、欺韩公！”
受上任皇帝的知遇之恩，忘恩负义，所以是“忘仁宗”。
不能爱人以德、积极引导现任皇帝，拍马屁实为连累，所以是“累主上”。
富弼跟韩琦多年搭档，不好意思直斥其非，故而怪欧阳修“欺韩公”。
御史吕诲等人弹劾欧阳修首倡邪议，都遭到驱逐。有个叫蒋之奇的官员，参加“贤良方正”制科考试失利，为了搏出位，在“濮议”之争中站队欧阳修。作为回报，欧阳修推荐他晋升为监察御史。
舆论大哗，给蒋之奇贴上了“奸邪”的标签。
蒋御史很郁闷，升了官一点都不爽，欧阳修这条大腿看来抱错了，应该反戈一击，把自己摘出来、洗干净。
机会总是有的。
欧阳修妻子的堂弟、淄州知州薛宗孺，因为举荐的官员贪赃而被连累，尚未定罪。正赶上宋神宗继位为帝，大赦天下，可以全身而退。
谁知欧阳修大义凛然地上了一个奏折，跟妻弟划清界限，希望朝廷不要赦免他。
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无人喝彩。
同时代的宋人范镇在《东斋记事》中说，大家认为，欧阳修避嫌就行了，何必如此自私（沽名钓誉）。薛宗孺如果自己作恶，上前踩一脚情有可原，举荐不当，怎么就成了不赦之罪？太过分了。
清代史念祖在《俞俞斋文稿》中也有评价，赦免宗孺，不是欧阳修之力，也不是赦免宗孺一人。天下都赦，宗孺独因欧阳修而不能赦，欧阳修可谓损害别人而成全自己的名声。
薛宗孺最终被免官，怨毒之下，对人说欧阳修与长媳吴氏有染。此话被有心人辗转传到蒋之奇耳中，蒋之奇立即递上弹章，攻击欧阳修“帷薄不修”。
此事骇人听闻，神宗大怒，要严厉彻查。可是派人追问案件的来龙去脉，蒋之奇以及传话人都拿不出实证。结果蒋之奇等人被贬斥。
意味深长的是，这件案子闹得纷纷扬扬之际，只有长媳吴氏的父亲、知制诰吴充出面替欧阳修辩白，其他再无一人为他说话。“濮议”之争中所持的立场，讨好了皇帝，却将自己的声望消费一空。
欧阳修心灰意冷，自己请求外放为地方官。六十岁的时候，连连申请退休，神宗优待老臣，没答应。
后来，他在任地抵制新法，被王安石攻击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何用？”便再次坚决求去，六十五岁正式退休，六十六岁病逝。
欧阳修的文学地位如泰山北斗，人所共知，本文不再讨论。力挺范仲淹、奖掖后进，都是君子所为。但他的不足也很明显，嫉恶如仇而好发议论，有所作为而不免私心，并且个性放逸，笔涉糜艳，以致被人用作把柄。
一代文宗，千古名士，远非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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