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王维又是被张九龄重用之人，正常情况下被疏远和排挤在所难免，为官之难似可想象。他既非“顾问”也非“员外”，属于公务在身的编内人员，竟然在阴险专横的李林甫执政期间三次改职两次升迁，实非高人而不能为。在矛盾激烈、竞争严酷的朝官之中，这样一个诗人竟然如此幸运。公务人员必然有基本的事务责任，所谓责权利分明古今皆然。可见命运之神何等垂顾王维。时官时隐，二者并获，难度不可谓不大。
敦煌阳关遗址的王维塑像。 （视觉中国/图）
王维似乎平淡而顺利的为官经历，让人冷静思之，进而发出惊叹：从主客观综合达成的结局来看，简直是不可复制的人生奇迹，如果要在现实中效法和操作，难度极大。他所做的，其实不是顺其自然，也不是随缘认命，更不是简单的消极，而是另一种“进取”：一味寻找和创造退避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又相当诡异，它产生的效果非常隐晦。
观其一生，从他十五岁离开家乡开启求仕之路，进出两都，周旋于长安、洛阳的王公贵妇之间；后来进入仕途，不久遭受挫折。这其中有许多东西可以寻觅和归纳。青少年时代的都城游历，他写在《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里，可以窥见风流倜傥的王氏兄弟是何等得意和欢畅。岐王是当朝皇帝最宠爱的弟弟。“座客香貂满，宫娃绮幔张。洞花轻粉色，山月少灯光。”（《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林下水声喧语笑，岩间树色隐房栊。仙家未必能胜此，何事吹笙向碧空。”（《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这都是王维进士及第之前，在长安交友干谒的盛况记录，其情其景足以羡煞与他同时代的李白、杜甫、王昌龄、孟浩然、岑参等大诗人。
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里面这样描述自己京城求仕的状况：“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单讲他与王维的起步处，差异真是太大了。一个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另一个则困顿潦倒不堪。也许正是因为不可思议的难堪和艰困，锤炼了一部分人的顽韧和强悍，使他们始终保持一种生命的冲力，一种不甘屈服的进取心，一种强烈的道德感。而作为一个周旋于达官贵人、宴游于王公府邸的得意者，在花光月色的照拂之下，往往也是比较脆弱的，所以像王维一样，在经历了最初的一点挫折，便开始了亦官亦隐的生活设计。
实际上这种半官半野的生活方式操作起来难度很大，比如，隐居地与官衙之间如何往来？一个身负职责者隐逸山中，如何不影响朝中公务？一年左右的终南山隐居是辞官之后，但“辋川时期”的王维是担任公职的。辋川所在的蓝田县离长安远达百里，一个在京城任职者又如何得以兼顾？当年交通不便通讯阻隔，这样隐居而不耽搁公务，简直不可思议。而且当时执政的李林甫为人苛刻，记载中是一个“口蜜腹剑”的阴毒之人，一代名臣、著名诗人李邕就被他杖杀，很多杰出人物都感到畏惧。而王维又是被张九龄重用之人，正常情况下被疏远和排挤在所难免，为官之难似可想象。王维就在这种情形之下隐居远离京都的辋川，他究竟怎样做到了随叫随到未受责罚，实在令人费解。
从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除了在终南山有过短暂隐居之外，王维曾长期居于辋川，这段时间并没有弃官离职。他既非“顾问”也非“员外”，属于公务在身的编内人员，竟然在阴险专横的李林甫执政期间三次改职两次升迁，实非高人而不能为。杜甫在《解闷十二首·八》中这样描述王维：“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漫寒藤。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在这里，“诗圣”杜甫称王维为“高人”。
按照今天的理解，王维或可以请长假比如称病，但这种方法不可能一再重复。就其当年身份而言，如何做到分身有术，其中必有相当技巧和学问。如果认为王维当年进取心极弱，在松弛和无所谓的状态下生活，将仕途看得淡而又淡，只任其发展，也不能确切解释当时的情状。因为就在后两个隐居时期，他分别做过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上、左补阙从七品上，后又升迁为侍御史从六品下、库部员外郞从六品上、库部郞中从五品上、给事中正五品上，可以说是一路升迁。在矛盾激烈、竞争严酷的朝官之中，这样一个诗人竟然如此幸运。公务人员必然有基本的事务责任，所谓责权利分明古今皆然。在纪律松弛期会有不同，具体人事环境也会有一点差异，但无论如何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王维都是半官半隐的状态，且一再升职，这种宽松自由和官运，实在令人诧异。
“辋川别业”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面积大到不可思议。园内景点多达二十处，所费人力、物力、财力和心力难以想象，如此营建该有多难。最难的还是怎样使用，如何流连，从中可以透射出一个人的行动力及周密性，这一切又与淡然无为的表相形成了巨大矛盾。我们对此，可以解释为一种强大的心灵召唤，使他有了行动上的超常发挥，一旦完成即归于散淡无为，归于佛心。然而，同时存在的官场约束又该如何应付，这就不得而知了。
从王维应对宰相张九龄与李林甫这两极人物的态度和方法上，让我们觉得诗人的确不凡。他对张九龄是敬服，对李林甫是周旋。敬服好办，周旋就异常困难了。他在诗中与李林甫唱和：“长吟吉甫颂，朝夕仰清风。”（《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李林甫和王维作为扈从陪驾唐玄宗临幸温泉宫，李林甫作诗《扈从温汤》，王维和诗盛赞宰相，不仅颂其政治清明无为而治，而且足智多谋文才出众。虽是违心应酬之作，倒也写得讲究，阿谀之意还是非常明显。李林甫死后是杨国忠执政，李、杨二人主政期间，诗人往来之人多是操守正直的大臣，记载中诗人对李、杨并无攀附之意，但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反抗之心。
“安史之乱”使王维经历了最初的大惧，随后仕途顺畅，这个时期的隐逸就变得相当主动和从容了。有时候物极必反，极无为者或有大作为。比如怀念恩人张九龄、唱和恶相李林甫，竟然可以为同一人所为。王维青少年时期奔走长安，得以进出岐王、宁王府邸，还结识了玄宗胞妹玉真公主。当年，就是同一位权势显赫的玉真公主，曾经让李白在终南山为求一见而不得，苦苦等候。可见命运之神何等垂顾王维。他在干谒期间如此幸运，身处险境又会如何？“安史之乱”被俘可谓极险之境，许多人或惨遭杀戮，或被迫依附，而王维身陷叛逆之营，竟然能够吞药腹泻装聋作哑：“维为贼得，以药下痢，阳喑。”（《新唐书·王维传》）这一举动也非常人所能为。奇怪的是他担任了伪职却又留下一首奇诗，最终被肃宗赦免复官，并迁太子中允加集贤殿学士，又迁中书舍人，后升至尚书右丞，此时已经是正四品下之高位了。
就此种种观之，可知王维本来就是一个周旋高手，是一个外表散淡而内里精敏之人，一位审时度势、善于敷衍的高手。而这一切精明之智，又在无为无争的佛性中得到了掩护。“凝碧池头听乐时，不能身死但能悲。辋川他日成名胜，藉得朝天一首诗”（南宋徐钧《王维》）。
没有这种超越之力，就不会有“终南别业”，更没有“辋川别业”，即便得到了，也没有好的结局。因为这都是为隐所置，也必要为隐所用。时官时隐，二者并获，难度不可谓不大。
张炜
